这句话却是蔡道当初见到张耒之后，曾经试图点醒他的一句话。
他当然也向和这几位弟子聚在一起谈词论道，可让这几位弟子就这么一直跟着自己，他们毕竟已经年长，终究会让外人以及他们自己都会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
听了这句话之后，别说其他几个人，就是苏轼也感到心塞啊!
大胡子知道自己是个大嘴巴，而且一向都是大手大脚，积攒不下家资，也正是因为如此，他才会屡次被变法派和保守派两个党派的执政者赶出了京城。说起来，文彦博和吕公著这一次能够把他直接调任杭州，已经算是手下留情了。这一点，苏轼自己也是心知肚明。
其实，也不是文彦博和吕公著不想更加严厉地处置苏轼，而是因为，之前太学学子一事闹得实在是太大，后果太严重，他们要是就此而处理苏轼的话，那就连那些一直支持他们反对变法的学子也会倒戈相向了。
想通了这一点之后，苏轼的脑洞突然变得无限大起来，他想，与其是这样，张耒他们几个再此和自己相聚一段时间之后，便就此还乡，也他们的家乡开办这种新式的学堂。一方面可以造福家乡的父老乡亲，而另外一方面也可以顺便几次机会扩大苏门和自己这几个弟子的威望。
一举数得，何乐而不为呢？
况且，如果真得有了这个大胖子的金钱支持的话，开办学员的事情根本就没有了后顾之忧了。当然，开办蔡道那种普及教育、惠及普通百姓的新式学堂也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蔡道办学的理念超出大宋朝那些比较有名的学院太多，以至于在那些儒生们开来，根本就是离经叛道的举措。
蔡道那是年纪还小，学院的名字又挂的是蔡氏学堂的名号，其他人也不会从中置喙。可苏轼却不同，作为文坛的领袖级人物，他要是真得和自己的弟子们一起这么做，再有了金钱的手中的钱财大力支持的话，其影响力在整个大宋朝就更会得到几何级的扩大。
不过，金钱却给苏轼出了一个主意，轻而易举地解决了这个大难题。张耒他们几个离京的时候，可以去江西南丰拜访一下曾巩，要知道，当初蔡氏学堂里面的学子，其中大部分的学生也都跟着曾巩到了他的江西老家。在那里，有蔡道亲自派人出资，曾氏学堂早就已经开始教学了。
如何建立新式学堂，以及相关的师资就落在了曾氏学堂的身上了。
这个大胖子自然是去拜访过曾巩，也亲眼见过蔡道教出来的那些小孩子居然也能当先生了。
现如今，南丰曾氏学堂的规模已经大大超出了当初在京城蔡氏学堂，更是远远超出了宋朝官方的四大书院的。金钱离开的时候，曾氏学堂里常驻的学子已经有超过两万的学子，现如今，这间学堂之内学生的人数肯定早就超出了这个数字了。
毕竟，曾巩做得这件事，是在他自己的家乡，南丰曾氏在当地的影响力自然要比苏轼在杭州的影响力大的多。
听闻此事之后，苏轼、张耒他们听完之后，恨不得背生双翼，立刻飞到南丰去亲眼看看，苏轼更是打算辞官回乡。不过，金钱却是把苏轼劝了下来，因为别的人还好说，可苏轼不是还有一个弟弟吗？
那个时候，苏辙受到了苏轼的牵连，居然没能入京当上丞相。就连之前的那个小官也被暂时免了，他如今还在地方上蹉跎岁月。
因此，回乡造福乡里的事情，完全可以交托给苏辙去做。
而且，除了曾巩之外，已经有人在他们之前做了先行者了。
这个人就是后世被人称为苏门六学士之一的陈师道。
还是蔡道的原因，元佑之处，孙觉致仕还乡，苏轼赴任杭州，这剩下一个傅尧俞推荐他为徐州州学教授。可是，因为太学学子一案，他对于保守派的作态有了疑问，对文彦博和吕公著更是心生厌恶，自然不愿意在这个时候接受这个官职。他的老师曾巩还乡的时候，专门派人去请了这个弟子到南丰和自己相聚。
受了曾巩的感召，在曾巩开办学堂里任职了一段时间之后，陈师道也就终于放下了自己文人的架子，主动接受了蔡家的资助，在蔡道手下和蔡氏学堂一些学子的帮助之下，他也返乡自己开办了陈氏学堂，虽然，他在彭城的名气和威望比不上曾巩之于南丰。
可他毕竟是曾巩的徒弟，也被苏轼大力吹捧过，这间陈氏学堂的学子的人数也在极短的时间之内，超过了万人大关。何况，陈氏学堂还有曾氏学堂一个没有的优势，那就是彭城可是古往今来的南北要冲之地，光是彭城城内一地百姓的人数就已经大大超出了管辖南丰县的建昌军了。
后来，在金钱和丁有才的资助之下，张耒、黄庭坚和晁补之纷纷返乡建立了各自的书院。
现如今，托了蔡道举荐的福，在苏门四学士当中，张耒第一个就任了地方大员。赵煦这样安排，也算是给这个好官和老实人一个公道罢了。
而赵煦还准备重新招黄庭坚重回汴梁城，担任国史编修官职。不过，蔡道知道之后，劝阻了赵煦，并亲笔写信给黄庭坚，说了这个事情，并且在信中说明了其中的缘由。
因为，黄庭坚在元祐元年，参与并撰写了《神宗实录》其中一部分的文章，而且，他当时担任的官职却是《神宗实录》的检讨官。这本《神宗实录》将来可是章惇他们几个攻击保守派大臣的一个神兵利器。真到了那个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