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拎着狙击步枪在交通壕里往来巡视着，尽可能的让自己看起来忙碌一些，借以打发掉这无聊的时光：“嗳，观察哨上光膀子的是哪个王八蛋！找鞭子抽吗？把衣服穿上！”
两个炮兵正在修理损坏的轮子，我让王四宝找几个人帮着抬着炮管。王四宝嘟囔着：“他们炮兵牛的很，从来不帮我们修筑工事，倒要我们帮他们……”
“没有炮火掩护你们怎么打冲锋？顶着子弹冲？”我踹着王四宝不情愿的屁股。
我们迎来了战争的间歇期，虽然看起来会有一点点枯燥，但是起码不用再去搏命拼杀，不用再枪林弹雨，如果可能的话，我都想就这么捱过这场战争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在我看来对岸的日军也是很高兴的，最近一段时间他们甚至连挑衅的冷枪冷炮都在减少，东西两岸心照不宣的营造着和平的假象。如果不是日军还在控制着滇缅公路，扼住了我们的咽喉命脉，我想这样的和谐局面，可能真的会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
“安子哥，快来，快来看看，小鬼子太不是人了！”毛小豆忽然愤怒地叫起来。
“怎么了一惊一乍的，他们什么时候是过人……”我拎着枪走了过去。
然后我看到了一个畜生般的场景，日本兵正在将一个几乎无法站立的老百姓抬起来，扔进了几十米下的怒江，而且不是只有这一个，是很多有伤病的、无法参加劳动的老百姓，被一个接着一个的扔进了涛涛的怒江。
我们的肺都要气炸了，却是无可奈何，这个距离上即使开枪，敌人有掩体遮挡，普通步枪根本无法命中，要是用重机枪扫射，也不一定打得到日军，但是一定会伤及无辜百姓。一个日军军官样子的家伙呜哩哇啦咆哮着，指了指我们这边，随后那些日本兵停止了继续扔人。我猜并不是这个日军军官良心发现，而是担心我们这边有照相器材有战地记者，记录揭发他们令人发指的行径。
毛小豆忍不住砰的开了一枪，不出意外的子弹只击中了距离目标半米远的地方。不同产地的中正步枪质量参差不齐，像这种射程只有二三百米的中正步枪并不少见。对岸的日军听见这边的枪声，立刻开始还击，三八枪砰砰在我们阵地上打的烟尘四起。
现在就是这样，像小孩子打架一样，你轰我一炮，我还你两炮，你打我一枪，我还你几枪。不会有更大的冲突，甚至很多的友军阵地都在警告士兵不要随意开枪，以避免遭来报复。
黄文烈回来的时候，顺便捎回来了一摞子书信，往我脚下一扔：“安营长，把这些信发下去。”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在漂泊的军旅生活，尤其是在刺刀枪炮下，一次又一次的死里逃生后，慰藉心灵的最好方式，莫过于一封来自远方亲人的信件。
所谓一级压一级，我把信件又扔给一个连长：“把这些信发下去！”
我坐在黑暗中，茫然地看着忽明忽暗的摩云岭。身后是丘八们欣喜若狂的欢呼声和低低啜泣声。
乐吧，哭吧，但愿他们所有的伤痛，所有的不如意都能在亲人们的牵挂中找到寄托得到宣泄。
我站起身，转身想要躲开这个悲喜交加的时刻，身后传来那个连长的叫声：“营长，这还有你的一封信。”
我愣住，停下的脚步：“什么？”
那个连长已经小跑着过来了，手里递过来一封污迹斑斑的信封，我茫然的接过来，然后一秒钟后，我就清醒了过来，急忙着找了一个安静的地方拆开了信封。我颤抖着手打开了折叠的一丝不苟的信纸，当那熟悉的笔迹映入我眼帘时，记忆就如同一把锤子重重的击打在我的胸口，我觉得自己随时都会激动的晕厥过去。
那是我父亲的亲笔信，信写了足足三页纸，落款的时间是半年之前。我以为我从家里出来那一刻起，我就再也不会和他有一点联系。段彪有他的禁忌，有他不愿意提起的过去。我也有，我不愿提起的就是我的家庭，入伍时家庭一栏我填写的是父母双亡，而事实上，我还有一个父亲健健康康的活在这世上。之所以我不愿提及，因为他的身份是北平维持会的副会长，也就是地道标准的——汉奸。
为了这个我被学校的同学们取笑看不起，我回家和他大吵大闹，最后愤然离家出走，我甚至登报声明和我的父亲断绝了父子关系。我以为我再也不会想起他，我以为我再想起他，也一定都是怒火万丈和满腔的怨怼。可是现在我发现我错了，我在读到第一行字“思虎我儿，见字如面”时，就控制不住的潸然泪下。我远没有自己想象的那样坚强，我逃不开血浓于水的亲情牵挂——哪怕他是人人唾骂的汉奸走狗卖国贼。
我把信件妥帖的放在贴身的衣兜里，急忙的擦拭着脸上的泪水，因为毛小豆一脸疑惑的走过来：“安子哥，你咋了？”
我把脸藏到阴影里：“没事啊，眼睛被土迷了一下……毛豆，你有事吗？”
毛小豆忙说：“我是问你借支笔，我要给家里回封信，嘿嘿。”
我摸着口袋：“我哪有那种稀罕玩意，你去团长指挥所，那应该有……嗳，你认识字吗，怎么写回信？”
毛小豆挠挠头：“他们都没几个识字的……有认识的就帮着写呗。”
大老粗们接到了家信，可是并没有多少人是识字的，于是少数识字的家伙就像是表演一样，当众读着所有人的来信。毛小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