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保持中立，编剧工会也无可奈何，马克不想干，谁也逼不了他，想要马克和制片人工会死磕，这有点异想天开了。
对于制片人工会来说，马克中立，这是最好的结果，如果马克胆敢公然支持编权工会，对付他们制片人工会，他们制片人工会会让他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马克的集团，对待编剧，六大第一，基本己达到编剧协会的要求，旗下有号称编剧一姐的莱瑞斯，手掌《实习医生格蕾》的编剧制片大权，年入千万，也有西蒙、迈克斯、莫纳汉等奥斯卡大奖获得者，卡司强大，阵容鼎盛，人人都以入为荣。
作为马克亲掌的部门，马克召集了几位部门大佬，共商大计，目前公司没有一个编剧不满的待遇，但作为编剧工会的一员，如果工会要求罢工，他们也只好罢工。
马克不爽了，说道：“我自问己拿出了最好的条件和待遇，各位以罢工作回报，这非常令人伤心。”
莱瑞斯道：”我一天二十四小时都不够用，你以为我想罢工吗？但如果拒绝执行，会被工会开除，以后不要想在编剧界混了，关键是作品专利权没有保障。”
马克道：“我对诸位不薄呀！如果诸位以这种方式迫我，我只好采取剧烈措施了。”
西蒙苦笑道：“最好是双方达成协议，我们就不用左右为难了。”这次双方争论的主要焦点是分成。
在电视兴盛之前，没有人预知电影有电影院以外的市场，最多就是二轮影院，总之，一部影片从电影院撤下后，多数拷贝被销毁，极少数被制片商或放映商扔进仓库，尽管没有政治运动、火灾等大规模人为或自然灾害，但很长时间里，既没人把它们看作是生财之道，也没人视之为文化遗产，直到电视来临，这些影片卖给电视台播映，它们才焕发出第二次青春。
这真可谓天上掉馅饼，乐坏了卖馅饼的人，但做馅饼的却不干了，你在卖我做的同一个馅饼，为什么你可以再赚一次，我却不可以？于是，制片方和演员方开始谈判。
演员工会说，1948年前的咱就不追究了，但新拍的电影咱要分一杯羹，制片方没有轻易让利，双方拉扯了好多年，最后，到1960年，终于达成协议，1960年之前的影片豁免，1960年之后的必须支付分成。（这里还有里根的功劳，当年他是演员工会的主席。）
然而，当年的演员工会想象不出一部经典老片可以在屏幕上重播多少回，最初，分成的支付仅限于6次重播，到70年代中期，才改为付费不限制重播次数，换言之，你若主演了一部《乱世佳人》或《音乐之声》，这一辈子就不愁吃穿了。
像《老友记》六大主演，光凭《老友记》重播分成，就吃喝不愁。
2007年编剧工会成员的总收入达943亿，创历史新高；其中故事片收入5亿多，电视剧437亿，折合成人均年收入为6万美元。这里面版权的收入为2732亿，接近总收入的30％。按照目前的规矩，一部影片在电视上播出所产生的经济收入，80％归节目的制作公司，20％作为分成分给主创人员，主要是主演、导演和编剧。
然而，电视播映权早已不是唯一的次级市场。每当电影出现竞争对手，这个对手最终总是变成它的救星，电视之后，又出现了录像带，而录像带演变成影碟即将成为电影的又一个发行平台，这回，拿分成的业者有备而来，希望不再犯以前的错误，早早将“残羹剩饭”跑马圈般地划入自己的领地。
这后续分成有一个专用有名词，residual可以理解为“残羹剩饭”，从每张碟的收入比例上讲似乎没错，2007年编剧工会的要求，是将影碟影带的分成从1988制定的03（每张碟约4美分）翻一番，具体到个人，名气越大，得到的比例越高；影片越赚钱，所分到的钱自然也越多。一部商业大片的首席编剧，可以从影碟销售中分到几十万美元，而一个默默无闻的小编剧若写了一部无人问津的影片，只能分到数百上千块，但这也不是小数目了。
编剧工会认为要求合理，但从制片方来看，后续分成是不应该存在的，只不过五六十年代电视台油水太多，开了这个坏头，如今进入恶性循环，欲罢不能。
理由之一：当时影院票房是主要收入，电视播映权等属于额外；如今情况早已逆转，以前的次要市场如今是主要收入来源，影视制作公司很难从影院放映和电视首播中收回成本，而这一切更像是为后面创收进行宣传，与此相应，演职员的片酬已经包括作品后来的创收，还有一个更宏观的理由：这些演职员属于雇员，不属于股东，不应参与分成。
股东是投资者，能分享利润，但也要承担风险，演职员是拿薪水的，没有任何风险，但影视作品一旦赚钱，他们却变相成了股东，这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一种颠覆。
站在演职员和编剧的一方，后续分成是天经地义的，你因我的劳动而不断创造价值，我就应该不断提取好处，毕竟知识财产不同于普通的服务项目。影视业是一个极不稳定的行业，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后续分成让很多从业者安然度过低谷期，而不至于收入干涸立刻转投影视外的安稳职业。他们说，如果没有后续分成，很多人就不会考虑全职投身影视。
行有行规，软件设计师通常薪水较高，但不参与分成，但文字作者薪水不高，但一般都可以分到版税，而版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