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夏季，皇帝总有几个月的时间在夏都避暑，于上都与大都之间往来巡幸的同时，皇帝分别强化着对草原和中原的强大控制。
五月壬寅，上都开平，帝国的大皇帝在夏都召开了御前会议。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大臣及部分亲近的薛怯军宿卫大臣参加。讨论的重要议题有两个
第一个议题是关于丞相伯颜从漠北回师，三十万大军应当如何去向？
按照预定的设想，除了留下必要的人马追歼昔里吉的残部，大约十万人将由刘国杰等大将率领去往西线，就近参与对海都的战事。剩下二十万大军应由伯颜丞相率领压往南方，增强对宋军边界的战备。对此安排，其余人都没有提出反对意见，但枢密副使孛罗出列跪奏，建议大军暂缓南行。
“启禀陛下，和林驻军刚刚截获了一份斡赤斤兀鲁思送往米里城的密信，恐怕辽东的情况有变化了！”
宦官洪春福躬身呈上密信，皇帝一看就变了脸色。
这是一封斡赤斤兀鲁思的宗王乃颜写给西北的叛王海都的复信，信中直呼海都为“尊贵的窝阔台大汗”，承认海都是一位强而有力的君主。并且表示，对于一起举事反对大可汗的建议，自己十二分的愿意，他将在合适的时候，在合适的地点，聚集大军呼应海都。信的末尾，乃颜还声称自己是遵从成吉思汗的遗训，“只要窝阔台有一个吃奶的后代，都比其他人优先继承大汗之位”。
按照这个遗训，作为窝阔台直系后人的海都应当是最有理由继承汗位的，但这句话并没有被落实，托雷之后的蒙哥、忽必烈一系一直霸占着汗位。所以海都十几年来一直锲而不舍的反抗中央，某种意义上也是名正言顺的事。
忽必烈勃然大怒，汗位继承的问题是他的软肋，手下是没有人胆敢这样揭他的短的。
“这个黄口小儿，好大的胆子！传旨去伯颜丞相军中，令大军行至和林驻扎，阻断这两个悖逆者的联通，要有异动，就地出兵进剿！”
“臣领旨！”孛罗膝行接旨，不动声色的看了一眼站班在另一侧的中书右丞张惠。
孛罗与张惠的交情主要是源自当年杨村驿一战，他们俩一个是作战不利，一个是议和，曾为同一件事背过黑锅，也就有了同病相怜的交情。
花了一点时间讨论过辽东的问题，由枢密院安排北征大军驻屯和林监视辽东的事宜。
接下来是第二项议题
东征日本的主将范文虎上书请求补充军队所需的粮食物资，并请速拨造船人手，增加东征的船只和役夫。
由于近年来对宋国不论是军事还是经济的战争都是败多胜少，大元朝的府库空虚的很。尤其是东征日本需要的大量船只无从获取，因为元军的水师部队几乎已经被中兴军全灭了。同时作为东征前站的高丽地方因为深受倭寇之苦，已经自顾不暇，即便穷竭民力也未必能筹措出足够的船只和物资。
这确实是个问题。
一众蒙汉文武臣僚面面相觑，似乎没有太好的解决办法。
中书右丞张惠胸有成竹，出班禀奏道“陛下，臣以为，不如就近征发辽东乃颜、胜纳合儿两投下左右民人及鹰房采金等户充当造船工役。辽东距离高丽甚近，而且”
皇帝眼前一亮，张惠这个建议一举两得，首先是近便解决东征日本的后勤问题，其次还能以东征的理由强行征发东道诸王的部民，削弱这些潜在叛乱者的势力。
当然，这也是一种检验，检验一下乃颜和辽东的宗王们是否服从命令，要是他们抗拒征发，那就可以坐实了他们反意，要是他们服从征发，那么就必须将手下的兵马实力贡献出来。
“张卿有心了，此议甚好，朕便赐你银符，命你代巡辽东，就地征发粮草物资及工匠人手，即日起行去者。”
侍者将一枚一等银符用朱漆盘子盛放着送到张惠跟前。
张惠匍匐在地，用手接过银符，举在头顶，颤声高呼皇帝万岁隆恩，而后缓缓退下。
那银符上用笔画繁复的思巴文刻着两行小字“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皇帝圣旨，如违，要罪过者”。
有了这块牌子就意味着具有了替天巡视的权力，所过之处，可以往客旅庄农百姓人等处夺要，拽车牵船，骑坐头匹，有权在所在之处就地征发所需的任何人工和物资，甚至也可以就地处置宗王以下的官民功过罪由。
御前会议两个重要的议题最终都指向了辽东，这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三个人，一个是孛罗，一个是范文虎，另一个是张惠。
其中张惠是另外二人的连接者。
张惠在与宋国的交往中明里暗里收了数不清的好处，利益的交织早已经甩都甩不脱，其最主要的门客都是中情部潜伏的特情。旁人并不知道他虽然还做着元廷的官，但屁股早就歪到老远的宋国去了。可以说，很多时候他已不知不觉成了张镝的传声筒，替张镝卖力的挖着元廷的墙角。
比如针对辽东乃颜的这件事，中兴商社设法让张惠相信，只要按照步骤说服元廷出兵与东北的乃颜打仗，对他绝对是一件有利可图的事。
第一步，张惠利用自己与孛罗的私交，让孛罗在御前会议中将话风引向辽东，引起皇帝对辽东情形的充分重视，但兹事体大，皇帝未必立刻就决断向辽东用兵，大概率还是会让返程的漠北大军在和林进行监视。
第二步，借范文虎的名头向朝廷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