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对亲家勾结在一起，原本是各自一个大胆，现在合起来足抵常人七八个胆子。
他们决定直接对皇帝“入手”。
具体策略是，待到朱泚一万贯买马钱到位后，先用这笔钱去买更便宜更多的胡马，而后高岳就负责给皇帝上表章。
表章的核心内容是：于陇州、凤翔、泾州复兴朝廷的马坊，来系饲每年回纥送来的，耗费皇帝大量绢布可在禁苑内园里又养不好的那六千匹战马，当然马坊的掌控权要落在高、韦二人手中。
这样既可减轻禁苑内园的无谓消耗，又可让边军获取大量的良马。
这其实不是缺马不缺马的问题，而是如何把买来的胡马转化为真正战斗力，而不是把它们活活养死养废的思维问题。
计较已定，高岳便告辞了韦皋的家宅，向百里新城而去，开始筹备此事。
同时到了秋季，各地两税里的“上供部分”源源不断地送抵京城。皇帝李适欣喜地发觉，合并课户、不课户，及土著和客户后，给各道、各方镇统一制定纳税标准，百姓民众的负担轻了，朝廷的收入却显著增加了：现在朝廷掌握的两税钱户有三百余万，该年所得钱物总额为三千余万贯，其中按照“三分原则”，留节度和留州的有两千余万贯，送给京师的有九百五十万贯，如加上另外所征来的青苗钱，中央国库所得为一千零八十九万贯；而该年所得的斛斗米，总数为一千六百余万石，其中二百万石送到京师，一千四百万石留存各地。
为什么在钱财方面，中央所得和地方所得比例为1比2，而斛斗米方面却有1比7呢？
除去各地方镇对上缴斛斗米态度不积极外（钱财是身外之物，米粮才是性命根本），更多还是中央考虑到各地随时会出现的水旱灾害，和转运的高额耗费，便把大部分斛斗米留在地方仓库以备赈济救灾所需了。
当然这一千零八十九万贯钱（布帛也折算进去了），还不包括盐利，而是单单的两税钱而已。大历末年，全天下的总财政收入大约是一千二百万贯，其中盐利占据一半，那么朝廷在赋税上的所得也就是六百万贯，故而这两税法一实施，赋税这项急速增长了八成多。
另外，大历年间的赋税所得，是通过残酷的赋敛实现的，现在两税法下民众的负担相对减轻不少，中央所得却增加很大（其实是中央将原本地方的利益给夺来），两税户平均一户承担的税钱也就十贯多一点儿，而之前按照独孤及的统计，他在舒州为刺史时，课税户里哪怕是最低等的，一年也要负担四五十贯钱。
李适非常欣喜，很快白麻宣下，将杨炎进位为中书侍郎。
就在杨炎兴奋非常，准备找机会制桂管的刘晏于死地时，皇帝的另外道白麻也宣下——卢杞，接过了门下侍郎、平章事的位子。
接着在紫宸殿内，李适直接问二位宰相，尚缺位御史大夫、平章事，两位可推举合适的人选。
并且李适还说，为了公正，二位冢宰各自推举二位候选人。
杨炎这时候才发觉，自己实在不适合举贤：他信得过的很难推选出去，能推选出去的他却信不过。
卢杞那派的他不能推举，刘晏那派的他不能推举，崔宁那派的他也不能......
哪怕是颜真卿这样的耿直人，杨炎也不能推举。
究其原因，他得罪的人太多了！
可举贤，却是宰相的基本职责，哪怕是做样子，也得做到位。
此刻杨炎心中有些后悔，这是他和元载间有差距的地方——元载为相时，虽然专权跋扈，但也始终在培养接班人，作为储备力量。
自己就是元载钟意的接班人，但他为相的时间太短，也没有心思着手此事。
曾经有位年轻人，一度入了自己的法眼，可惜的是这年轻人很快就和自己分道扬镳。
紫宸殿当中的杨炎，在这时却感到格外的孤独。
但皇帝的催促不断传入耳朵，逼着他做出表态。
最后杨炎低着头，小声说出两个人选，崔昭和赵惠伯。
其中崔昭为寿州刺史，赵惠伯上次他已推举过了，是河南尹。
说出这两个名字后，杨炎似乎能听到皇帝隐隐的不屑声。
赵惠伯暂且不说，那崔昭以前是犯过贪赃罪的。
而旁边的卢杞，十分镇静从容地也说出两个人选，张镒与严郢。
张镒父亲张齐丘，曾任朔方节度使、御史大夫，张镒本人出身姑苏，是经学世家，为人儒雅清简，资历极深。
至于严郢则是京兆尹，接替黎幹后，因执法威严并且爱民如子，在朝野的声望也非常高。
卢杞的人选，可以说无懈可击。
“二卿所举，都是一时瑜亮，容朕随后思量。”
等到两位宰相退下后，李适坐回书案前，在雪白的御札前提笔，但是还没写出名字，先问了身旁的霍忠唐，“杨炎功大不大？”
霍忠唐不敢胡说，便坦白杨中郎推行两税法，国库一岁内便满盈，不可谓不是大功。
“那杨炎会不会成为元载第二？”皇帝下一个问题，充满了危险的意味。
霍忠唐顿时瞠目结舌，但是看到皇帝的眼神在盯着自己，又不敢不说，最后只能支吾：“元载对陛下亦有定册扶立之功。”
听到霍的回答后，李适意味深长地笑笑，接着说出了这样一句：“朕为太子时，需要元载，可朕为天子后，却不需要元载。难道元载昔日对先睿文圣武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