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宫廷斗争和牧马一样，从立朝时起就没消停过，当然真正的宫斗可不是像高岳穿越前参与编剧的“宫斗剧”那样，忙着恋爱、撕比、堕胎，说白了谁掌握武装力量谁最终便可胜出，挡路的管他什么格格、阿哥统统去死就可以。
故而在绵延而激烈的斗争当中，禁军（内军，保卫宫城）的力量是越来越膨胀，而基于府兵制的南衙十二卫（外军，保卫皇城）迅速名存实亡化，谁拥有了禁军支持，谁就能在血泊里笑到最后。唐的禁军战斗力，当然是建立在战马上的，所谓飞骑、万骑是也。所以渐渐的，南衙十二卫的“仗马”豢养于“仗内闲厩”里，武后到玄宗时期，禁军的战马则豢养于“仗外闲厩”里，仗内和仗外开始泾渭分明。
闲厩，就是皇室饲马之所。
禁军强大后，皇帝就明白掌握“仗外闲厩”就是掌握禁军的关键，禁军是驻屯在宫廷禁苑里的，故而“仗外闲厩”也始终位于宫内，由皇帝最信任的心腹执掌；“仗内闲厩”备受冷落，饲马的地方也一直在宫外的“跸骝马坊”，慢慢沦为摆设。
也就是仗外闲厩实则在宫内，仗内闲厩反倒在宫外，千万不要被它俩的名字迷惑了。
众所知之唐玄宗之所以能夺取皇位，自然也是得到万骑禁军的支持。他对禁军的宠爱是毋庸置疑的。
宠爱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购买大量胡马，充入“仗外闲厩”里。
为什么要买胡马，而不用河陇监牧的国马呢？
玄宗表面的解释其实有点遮掩，他说国马的数量不足，只能买胡马来补充。可认真起来这个理由是站不住脚的，河陇的国马在开元年间尚有二十多万匹，怎么也够供给禁军的吧？
其实原因很简单，胡马毕竟比国马要优秀，就像汉武帝那时候最好的马还是大宛马一个道理。
最好的马，当然要给禁军用！
玄宗是怎么买胡马的呢？除去用布帛外，还狂发给六胡州（同样在河曲，那里居住的大多是九姓胡）“空名告身”，称谁给马三十匹就授游击将军的告身，曾一次性叫使者携带三百道告身去六胡州换马，可以说是非常社会了，折算折算，这三百道告身可是能平白得来几千匹骏马啊！（所以陈大导演，你把玄宗皇帝弄得那么猥琐，和解放前北平城遛鸟的二大爷似的，你的良心不会痛吗？）
如此带买带骗几年，仗内闲厩的马匹迅速达到数万之多，真的可以说是“兵强马壮”！
随后也就是说，禁军仗内闲厩里的马，绝大多数是皇帝弄来的胡马，而非河陇监牧进奉来的国马。所以就此唐朝的马政发生深刻的变化。
唐初，牧马的是太仆寺河陇四十八监，宫廷里掌饲马匹的机构则是尚乘局。
到了玄宗时期，则是这样的，太仆寺河陇四十八监依旧在牧马，由群牧使执掌，不过所牧养出来的国马大多供给边军，或送入仗内闲厩充当南衙仗马；而北衙禁军有自己独立的仗外闲厩，所用的马也大多是购买来的胡马。
至于尚乘局，早就凉了。
那么管理仗外闲厩的职务是什么呢？
答案就是，前期为闲厩使充当，所以武后到玄宗时期的诸位皇帝，无不重视闲厩使的人选。
可到了后来则为“内飞龙使”担当，全称“内飞龙闲厩使”，后来直接简化为飞龙使。
内飞龙使的使职名字源自“内飞龙厩”，其由武后设立，位于北玄武门，又称“禁马骥院”。玄武门正是禁军宿卫处，飞龙厩便是饲养他们战马的场所，共分左飞、右飞（飞骑即羽林）、左万、右万（即万骑禁军）四闲，及东南内、西北内二厩（内即是禁宫之意）。
飞龙使由宦官充当，正如上文所说，皇帝总是希望最信任的人掌管禁军所乘马的仗外闲厩。
肃、代时期，炙手可热的大宦官李辅国、程元振无不担当飞龙使。
若是到了本位面历史的后来，宦官不但垄断所有禁马，又担当了神策军中尉，后来更是担当枢密使可以入“延英召对”，也就意味禁军、禁马、朝政全归“北司”宦官集团控制，完全可操纵皇位的废立，通常所说的“宦官专权”也就由此而来的（其实宦官虽然专权，但并不会对皇权造成实质性威胁，这点就不多谈了）。
仗外闲厩的事理清楚了，那么便回到高岳奏疏的“八马坊”上来。
高岳在奏疏里说得很明白，唐玄宗大买胡马，可京城禁苑也就那么大块地方，数万匹马在那里，光是栓系饲养还好解决，但马是要跑动的，需要很大的场地，时间长了就觉得禁苑根本不够用的，再加上马要吃大量的饲料、草料，主要靠京畿地方以“草税”形式供应，很快把京畿给吃空了。
玄宗只能下令，一是将部分仗外闲厩的禁马送到边军去增加他们战斗力，二是要求河陇监牧停止再贡马（朕养胡马都够呛，你们国马就别来凑热闹），最后他还接受了个办法：
那就是在京畿与河陇间的凤翔、泾州、邠州、宁州设置了八处马坊，即《新唐书》里所说的保乐、甘露、南普润、北普润、岐阳、太平、宜禄、安定（有的史料里叫七马坊，是把南北普润合一了），共设田一千二百三十顷，称为“马坊田”——种植马匹所需的作物，然后把禁马送到这里来放牧、饲养，宫苑内只留足够禁军骑乘所需数量即可。
所以实际上河陇监牧是养马送给仗内闲厩的，属太仆寺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