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高岳在兴元府显然会有更大的动作。
他刚刚自西川南部凯旋，就将府中各县的县令召集到了护国寺中来，说有要事商议。
各位县令坐在席上，吃着寺庙里的斋饭，明玄法师让弟子们用红陶碗盛着满满当当的粳米饭，内里泛着微微的红色，冒着白亮亮的香气，接着便是碧绿的菜葵，浇上些食醋，再拌些腌制的蒜，切得细细碎碎的，铺在菜葵四周，绿白交映。
高岳用食箸夹起一团团饭来，就着菜葵和蒜米，口齿里爽滑鲜脆，周围的县令们也摇动着箸，堂内全是咀嚼的清脆响动。
直到箸刮着吃食所剩无几的碗面，嚓嚓地后，高岳将碗搁在食盘上，用手指稍微摸了下嘴唇，宣布自己的想法，“本尹准备在兴元府南郑、城固两县，试行经界法。”
此言一出，数位县令都有些惊讶，但南郑县令韦执谊和城固县令李桀的表情却比较冷静，想来高岳提前就给他俩“吹风”过了。
其中韦执谊因历年兴元府县令考课之最，马上即将回朝廷内为员外郎了。
这件事是他在次赤县南郑县令任上，所接受高岳最后件委托。
好胜的韦执谊当然不会虎头蛇尾。
而李桀是高岳最喜欢的师弟，他因黄文语导致的人夫逃亡案件，现在还有些抬不起头来，这次城固县率先推行新法，他也是义不容辞，迫切需要做出些政绩来，证明自己。
接着高岳站起来，皱着眉头说到：“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当年的井田即是如此，而今的私田更应如此，天下自推行两税法来，赋税的原则是计资（资，房屋、田产等私人财产）定税，而不再是以人丁为本，故而我欲行‘经界之法’，弄清楚各门各户实有田地的情况，履亩纳税，均摊差役，以为根本。能使富者保其业，贫者苏其生。”
褒城县县令解善集和勉县县令黄顺，及金牛县新来的县令柳传宗，都互相望望。
高岳此举，是对杨炎昔日两税法的修正案，而更是要增强国家政府对安史之乱后各地崛起的形势户的控制，充实税收。
所谓的形势户，说白了就是各州各县的“土豪层”，中唐以来政府对人身的控制转弱，两税法便是这种权力衰弱后妥协的产物——夏秋两税，各地不分土著和客户，都要“据地出税”，由此一批先富起来的人户，比如先前被杖杀的黄文语那样，靠最早积累起来的粮食，捐赠一笔助军，换取个县廨佐史的流外官，然后上下其手，实际控制了县乡级别的赋税、差役，把持了衙门，朝廷委派的县令不依靠他们是做不了事的，也就是俗话里说的“强龙难压地头蛇”，然后这群人再依仗在地方上的权势，串通起来，舞文交易，逃避差役，转嫁赋税，这些伎俩高岳因浸润军队里多年，都是熟悉的（和军队里吃空饷、挂虚籍相似的套路），他深知形势户崛起是时代的必然，但任由其自肥壮大，却对国家极为有害——这群形势户，手里的产业越来越大，但国家所能征收到的赋税却越来越少，社会的贫富差距也会越来越触目惊心（宋朝的问题，在于官户或者叫衣冠户，代表中央皇权和地方形势户斗争，这种斗争虽然激烈，但好歹还保证了南宋苟了一百多年；而明朝后期，官和形势户则干脆勾连融合在一起，结局大家都看到了），最后国家所能掌握的资源一旦消耗殆尽，不外乎三个结局：
贫户活不下去，爆发农民起义，国家亡；
外族趁着国家颓废无力时发动入侵，国家亡；
国家索性下放权力给地方，让他们放手动员“形势户”，对外抵御外族，对内镇压农民起义，国家是保住，可却催生藩镇军阀，或者大权臣，最终国家还是苟了段时间后，亡。
现在的唐朝，高岳知道，走的正是最后条道路。
于是高岳朗声说了如今经界不正的三大危害：“因安史作乱，各地州县版籍多亡于战火。豪猾人户冒名佃耕，不纳租税，又将田赋转嫁到荒地当中，使国家岁计锐减，此一害也；国家推行两税，原本每亩所规定的斛斗米并不多，目的是废除苛捐杂税，希望百姓得到实惠，可现在县乡被胥吏、奸豪把持，欺上瞒下，使地多的税少，地少的税多，下户贫户生计日绌，此二害也；版籍不存，奸猾舞弊，国家又连年用兵，开支浩繁，如此下去两税的公信力日益下跌，最明显的就是田产间的诉讼不断，如长久得不到公正仲裁，那么马上就不再是诉讼所能解决的了.....下户贫户存活不下去，必然铤而走险，聚啸为盗匪，攻打官府，颠覆国家，此三害也。.”
随即高岳指着席位上若有所思的李桀，“伟长，你说要是一个县到了第三害的地步时，你身为个县令，有什么办法，靠什么力量能把这长久以来的积弊，一朝厚积薄发，所形成的浩劫给解决好？”
这话一出，不光是李桀，其他县令也无不悚然，汗流浃背。
李桀这时说了句：“太宗皇帝曾说过，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在场的人都在点头。
“一个县很容易弥漫到一个州，然后便是一道，最终是整个国家陷于痼疾，变乱顿起。到时候天翻地覆，谁又管你的手是不是持玉笏的手，谁又管你的唇是不是食膏粱的唇？全是玉石俱焚的下场，这个国要么复兴，要么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