宰相李泌和贾耽，以及太常卿鲍防对此的态度，是可以仿造长武师变后利用在京蕃客重组神策军的例子，择选俘虏里精壮男子为兵，其他的既已知天威，加上首恶马上即要伏诛，便可赦免，选择邻靠的泾、原、宁、灵、盐各州安置。
皇帝不同意，他说党项盘踞朔方、河曲之地多年，凶逆无常，屡次侵犯朝廷典章，劫掠过往商道，不同蕃落间还喜酬赛仇杀，数十年也无法教化禁止，朝廷如放任不管是不行的，可一旦加以管辖，党项蕃落还会勾结西蕃入寇，总之朕认为党项有罪，不宜赦免。
这会儿窦参想了想，手捧象笏上前，“圣主如若担忧党羌引西蕃犯界，可效张燕公（张说）昔日征伐朔方故事，迁徙他们离开朔方河曲，入内陆安置，施以王化教育，不出十年即可为我唐编户齐民。”
皇帝在御座上欠欠身，但对窦参的提议也不同意，他说：“张燕公曾平朔方之乱，迁河曲残留胡人五万口，至中原颍、仙、许、豫等六州安置，是为‘六州胡’。然不出数年，内迁胡人多逃回北地，留下的也是打家劫舍，多为江贼、山棚。各地州郡无法管理，足见胡汉有别，哪里那么容易使其归化，由是朝廷只能下诏重新把他们迁回朔方，如此空耗人力，并不可取。”
这下大家也不晓得该如何做，便互相望望，说不出来话。
倒是被特许参与问对的岭南节度使杜佑，趁机站出来，便说：“臣于广州府经营煞割之务，每年可为国家得利二十万贯，然苦于当地人户不足，请陛下恩准，将高岳于东山党项蕃落里所虏之四万男女，匀出一万来，发给口粮长牒，至番禺城下为‘糖霜户’，由此糖霜之利可至每年五六十万贯。”
这话一出，众人无不愕然。
杜佑虽然口中说这群羌人去当“糖霜户”，可个中实际大家都明白，那即是要当官奴。
唐朝虽然保留了很长时间的奴隶制，但语境里的奴，大多还是“奴婢”，主要为权贵或富户的家庭提供服务的，或为宫廷提供些特殊的贡品，如道州当地多有身高不足三尺的侏儒，唐政府便要求当地政府将其列为“土贡”，号为“矮奴”，入宫廷提供戏耍服务。
至于皇家的工场，也多有官奴在其中劳作，可如此大规模的把奴隶集中用于某种行业，还是极其罕见的。
战争里产生的俘虏或奴隶，通常是如何安排的呢？唐太宗征高丽时，俘虏的高丽奴是分赐给士兵的；有时候则赏赐给有功勋的大臣。
更何况在这个时代，不少有人道主义精神的官员，已开始呼吁解放奴婢了。
皇帝这是要开历史倒车？
李泌率先反对，“羌人亦人也，也有骨肉亲爱之情，奈何将其长流岭南，配给作坊为苦役，于情于理不合，请陛下熟思。”
皇帝却说：“邺侯所说的道理朕岂不知，党羌、突厥、杂胡哪个不是朕之赤子百姓？然自来在华夏清化外多年，形同qín_shòu，又屡次忤逆皇唐华夏，赤子早已变为逆子，使朕心伤，对待逆子的话，我唐律法是如何规定来者？”
还没等李泌等大臣反应过来，杜佑就进言说：“陛下爱党羌如子，然则党羌却怙恶不悛，不事亲不尊亲不爱亲，故而方有右御营军使、都统长史高岳出征庆州，便是代替陛下施以惩戒......”
“该有惩戒严刑，然则也该施以教化，不该没为官奴。”贾耽反驳杜佑说。
“臣闻，‘其为人孝悌，而好犯上者，鲜也’，由此话反而观之，党羌可谓不孝不忠，是为大逆不道。臣又闻，‘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由此观之，单单是将羌人配于煞割务，已是陛下莫大之宽洪了，实在找不到比这更加轻微的罪罚。”杜佑的驳斥如连珠炮般。
这时太常卿鲍防加入“战团”，对杜佑说，不管多大的罪行，诛杀的也是元凶，党羌普通部民，不过是为一些酋帅裹挟而已，不该悉数没为官奴。
杜佑当即吐沫横飞，将鲍防驳倒：“党羌每蕃内部，以大人为首，一旦血仇酬赛，妇孺莫不上阵厮杀，叛逆也是同样的道理，君饱读诗书，岂不知春秋公羊传里曾云‘君亲无将，将则必诛’？既为连族反逆，哪里有不连坐的道理？”
鲍防立刻哑口无言，所谓“君亲无将，将则必诛”的意思就是，对待君王或祖父母、父母这样的“至亲”，连起谋害的心思都不能有，一旦产生小小的萌芽，也要加以诛灭，“其心可诛”说的就是如此。
毕竟谁也不能保证，东山党项作乱的蕃落，内里的老少妇孺，就全是“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想法？现在看来，皇帝事前下诏，说什么平叛时对党项妇孺不得辄有杀伤，全是虚伪之语，如果还有什么真的意思包含在内的话，那便是“别乱杀朕的官奴”。
这也许是首次，李泌对皇帝处于下风，他捧着象笏，真真切切觉得自己年纪大了，心力交瘁，对正值壮年并且刚愎自用的皇帝，实在找不到任何反抗的理由。
这位信道的山中宰相，觉得时代的洪流河路，已悄然发生偏差，并且还不是他个人的能力可以逆转过来的。
而窦参则很明智地退避三舍，避开他认为完全无谓的争论。
当即皇帝就拍板，他下诏要求将这次俘虏的所有东山党项男女，统统配于作坊，其中一万配给广州府的“煞割务”，当然杜佑要交钱给朝廷，每名充作糖霜户的羌奴须纳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