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兵前，除去数军联合在一起进行紧锣密鼓的操练外，在筹略上高岳和谭知重、西门粲、高固、张敬则等监军、大将也进行反复地推演。
高岳发觉所有人最担心的，还是白于山的地形问题，它横亘四五百里（折合现在二百多公里），山岭大多高三千尺，几座主峰则高达四五千尺，地形盘旋险峻，西中东三条隘路至关重要，转输艰难，按照谭知重的说法，现在各路御营军马固守防界还好，但一旦动起来，那十石的粮秣能有一石到前线就不错了。更何况即便突破白于山的险阻，到了夏州地方，如党项死守统万城，坚壁清野，我军粮食不济，恐怕最终也只得力尽退军，甚至还会损兵折将。
谭知重的担心，其实高岳也清楚。
后世大宋在神宗朝也搞过五路伐夏，最终却是场惨重的失败，加上其后不久的永乐城惨败，士兵、民夫死亡数十万，神宗皇帝更是因此一蹶不振，厌谈兵事，以致在失意中晏驾。
可详细比较后（人家都是摸着前人的石头过河，高岳就不一样了，他可以摸着后人的石头过河），高岳觉得此次大举征剿党项还是有很大胜算的。
以野诗良弼先前所说的三利三不利为基础，高岳进一步强化自己的征讨方案，并且和后世宋伐西夏的战例进行了对比：
一、此时的党项羌族大多还是部落制，虽然叛贼拓跋朝晖自称为青天子，可实则平夏也好六府也罢，总体还是各打各的，但宋朝时则不同，唐和党项间是国家和蕃落间的对抗；但宋时不同——经宋前期军事和政治上对党项的双重失败，西夏已蜕变为相对成熟的政权体系，宋和西夏间已演变为国家和国家间的对抗。
二、宋军五路伐夏是踔姓（监军宦官）是河东路，种谔走的是鄜延路，这两路的目标是夺取白于山北的银州、夏州和宥州；而后高遵裕（巧了，这位也姓高，并且所行军路线也和高岳一样）出环庆路（环州和庆州），刘昌祚出泾原路（受高遵裕节制），而后李宪（监军宦官）节制熙河、秦凤路军马沿熙河往东北而进，这三路的目标是夺取盐州和灵州地区——最终五路兵马会齐在灵州，再围攻夺取西夏的王都兴庆府。
那么最关键的区别来了：
我如今和宋神宗的战略目标根本不同啊！
宋神宗的目标是要彻底灭掉西夏，他的战略是攻陷兴庆府（灵武地带）；
至于我的目标，则也是彻底要灭掉党项，但我的战略是攻陷夏州统万城。
为什么会有此区别，很简单，因为如今灵武还牢牢地掌握在大唐的手中（唐灭亡也没丢），河套也还掌控在天德、振武两军手中，平夏部党项也只能在宥州和夏州地区起事，占据统万城为伪都。
所以战略形势和目标的不同，往往决定了一场战争是胜还是负。
其实五路宋军在战役前半阶段已经成功突破了西夏位于白于山，也即是横山地区的防线。种谔攻陷米脂寨，斩首八千，光复绥州、银州和石州全境；王中正也成功自河东迂回而西，占据无定河；最成功的是泾原路的刘昌祚，攻陷了磨脐隘，这处隘口往北离灵州只有一百余里的路程；李宪也击破了兰州古城，推进到天都山屯营，和刘昌祚离的也不算远。
可后半阶段为什么就崩了？高岳清楚，因为宋神宗所制定的战略目标不是夺取横山完事的，而是好大喜功，要直接打到兴庆府，解放梁太后。
这就致命了。
当时西夏梁太后听取部下建议，把精锐全都收缩集中在兴庆府，并遣轻骑在外，抄掠宋军粮道，打的就是标准的“坚壁清野”，随后实施反攻的战术。
而对于宋军来说，他们要求突破白于山后，五路军初步集合地点是环州——可，从环州到兴庆府，可是足有七百里的距离，还多是沙漠！更可怕的是，环州确实位于秦凤路、环庆路和泾原路的北端交汇点，李宪、高遵裕和刘昌祚到这里来并不费事（环州大致等于高岳先前和西蕃马重英鏖战的安乐州），但种谔和王中正可就惨了——他俩这两路十几万军队，外加十万民夫，好不容易到了白于山北，还得慢慢往西再走数百里，才能到环州
种谔行军到夏州索家平，天降大雪，军粮告罄，十万士卒不战而溃；王中正的六万士卒，外加差不多数量的民夫，顺着无定河往北走，一头扎进沙湿地带，人马沉陷而死者累累，最后走到宥州奈王井，军粮完蛋，也是不战而溃。
这两路一溃败后，高遵裕和刘昌祚也就不行了，虽然拱到灵州，可兵力对兴庆府的西夏不占优势，粮道被截断，军营又被西夏掘开黄河淹了，大败而逃。
李宪没去凑这个热闹，看诸路不利后，便直接撤军了。
“如果神宗皇帝制定个踏实可行的战略目标，比如就是种谔、王中正夺取横山，然后在山脉上筑垒，招募此地羌落为义从，蚕食掉夏州、宥州和银州，并在无定河屯田耕殖，解决兵粮问题，而高遵裕和刘昌祚也满足于攻占天都山，同样在此筑垒，步步为营，慢慢缩短对西夏兴庆府的攻击距离，在合宜时机到来后，西东并进，凭靠宋朝国力，是肯定能碾压西夏的。”
如今高岳的战略就很可行——他打消了各位的顾虑，拿出一套方案来：“我们先要占据白于山，将山北的平夏党项和山南的六府党项切割开来，随后各路会剿，先灭山南和渭北的六府、离石党项，随后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