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宋代的儒家思想复兴，又经历了百年蒙元的异族统治，如今的大明对民族之分份外严格和敌对。
朱瞻基当初跟孔家的回信中，明确表示，大明是建立在汉族的基础上，但是汉族，其实也是春秋战国时期，不同民族的融合体。
周朝时期，形成了单一文化的基础，但是不管华夏也好，汉文化也好，都没有明确的阐述。
如今汉文化既然已经不能适应大明的扩张和需要，那就不如复古，重新将华夏民族这个称谓捡起来，形成一个单一文化圈。
大明不在乎你原本是什么民族，只要是能心向华夏，愿意融入华夏，大明就能用国民的名义来接纳。
当然，这只是文化层面的接纳。
除了文化的影响，大明还有枪炮，还有刀剑。
在现实里，大明肯定还是以汉族为主体，将其他民族彻底融合。
这种融合，也可能是血腥的，残忍的。
因为民族的自我意识一旦产生，会构成实质性的民族，很难被同化。
如果将已经形成民族自觉意识的民族降格为族群，会被认为是主体民族对自我的矮化，因为恐惧丧失本民族的本真性，而可能激发起更强烈的民族意识反弹。
比如说南洋的那些岛国，他们想要大明接纳，是想占便宜，但是如果因此就打散他们的架构，将他们分散，他们肯定就不会愿意，甚至会因此而zào fǎn。
还有朝鲜和东瀛，他们肯定也不愿意被称作汉族，想要保留自己的民族特性。
即便是大明拿出华夏民族这个大伞，他们也不会愿意彻底失去自己的民族特性。
所以朱瞻基对于族群，采取的是积极融合，比如南洲{澳洲}，dōng zhōu{美洲}上的那些原始部落族群。
他们还没有形成民族的观念，也没有形成不可摧毁的文化沉淀，非常容易融合。
而对于朝鲜，东瀛，中南半岛上面的一些国家，他们已经有了原生民族的意识，就需要采取不同的策略和手段来同化，而不是直接融合。
这个时候，就需要对华夏民族的内部架构，进行更近一步的细分，分级，却又不能形成封闭的阶级。
文化上的融合，是必须积极的，正面的。但是具体措施，就要区别对待。
差不多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对于这个任务，数十个孔家宿儒花费了大半年的时间，三易其稿，终于又拿出了了更全面的学术。
但是，朱瞻基依旧是满意又不满意。
满意的是他们按照朱瞻基的意思，对民族和国家进行了非常合理的阐述，对一些不能调和的矛盾点，也进行了细致的分类。
比如说在国家和民族，亲族的优先上，他们按照天地君亲师的分类，将国家大于民族，大于亲族给确定了下来。
这样一来，就再也不怕那些儒家墙头草，两边靠了。谁要是还想当汉奸，就要考虑一下身后名了。
看着眼前的孔氏族人，朱瞻基却想到了后世的那个大名鼎鼎的六十四代孙的衍圣公。
顺治元年，孔胤植上《初进表文》，表示自己愿意归诚清朝的意愿。这份奏疏极尽阿谀奉承，任何要脸的人看到都会脸红。
第二年，朝廷颁布剃发令，孔胤植率领族众威望族人率先剃发，并向清廷上奏了《剃头奏折》。
这就是国家与民族概念没有成型的时候，一般家族的正常做法。在他们看来，不就是换个皇帝坐江山嘛，哪怕这皇帝是异族。
但是现在有了孔家写的《国家与民族》一书，这孔家今后怕是不敢再这样做了。
不满意的是，孔家仍然没有把民族与国族之间的关系阐述清楚，不过这是小节了。
近代的民族主义所指向的，都不是那些一般人类学、民族学意义上的原生性民族，而是具有建国冲动的、与近代国家密切相关的国族。
然而，晚清在从日本引进“民族”{nation}这个词的过程之中，并没有区分民族与国族的不同，日本是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因此民族与国族具有高度的同一性。
但中国历史上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帝国，内部包涵着众多的民族与族群，将仅仅拥有民族自决权的民族与拥有国家独立主权的国族混为一谈，由此埋下了后世概念上的混乱和现实中的困境。
比如后世的少数民族优待政策，就是一个笑话，因为一个统一的主权国家和加盟国家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人为地将民族区分开，造成差异对待，形成了民族融合的困境。
这一点上，法国就做的比较好，他们虽然也是多民族，多人种的国家，但是他们从来不进行区分，统一称为国民。
但是他们自己的文化底蕴太浅，主体国族和文化融合不了其他民族。
大明却没有这方面的顾虑，汉族是当然的国族，华夏民族是统一称谓。汉族也有足够多的人口，足够深的底蕴来融合其他民族。
所以说，这本书只需要简单地进行修改，就可以出版，然后让天下人学习了。
朱瞻基已经准备好在新年大朝会上提出这个计划。
不过在此之前，还需要做好铺垫，筹备了这么久，也该拿出报纸了。
{这一章写的最艰难，七千字写了十个小时，却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