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场如逃难一般的搬迁。
爸爸同运海叔、兴旺叔彻夜长谈，得到他们的理解，并从工厂的利润中拿到他应得的部分后，他再度前往北京向灯市口的大伯告别，到天津向胶厂厂长告别，之后给内蒙古的四叔打电报汇款，让四叔帮忙购置房子，村里那座盖了不到10年的房子，因要价过低而迅速出手。
临近离别时，姥姥每天都来看我们，她红着眼圈，搂搂这个，抱抱那个，再嘱咐爸妈几句话，说着说着眼泪就要流出来了。姥姥一辈子去的最远的地方就是县城，在她的世界里，内蒙古就是荒无人烟的所在，那里的人们饥寒交迫，无法度日。
能带走的东西太少了，除了妈妈当初的嫁妆——一套组合柜和一套桌椅之外，加上爸爸开工厂后买回家的那个黑白电视机，其余的也实在没有搬走的必要了。我们姐弟四人的衣服，老大穿完给老二，缝缝补补又穿在老三身上，妈妈看了看这些小衣服说：“不是太旧就是太破，没一件能送人的。”最后，妈妈整理好的十来个包袱，几个箱子，家具和电视，提前一步被搬上一辆小货车，启程了。
临走的前几天，我们叫李大娘的邻居带着孩子来送别，李大娘是妈妈这十来年的好朋友。妈妈自从嫁给爸爸后就几乎没有闲着的时候，从前忙农活，后来忙孩子，习惯了，也就从不像闲散的家庭主妇一样聚堆儿唠家常。倒是邻居李大娘，经常带着孩子来我家里陪妈妈。妈妈织毛衣，她也学着织，妈妈给我们裁衣服，她也来帮忙，她总是说，我妈妈精明能干又少言寡语，和妈妈在一起，她特别舒服。其实，李大娘的性格和妈妈截然不同，她身材壮脾气爆，还经常和李大伯吵架，每次吵完架就躲到我家里来，妈妈不太理会别人的家事，她来了，呆一会，也就好了。
这天李大娘进门后眼泪就憋不住了，她也许知道，我们这一走，再见面就太难了。她拉着妈妈一定要去城里的照相馆拍个照片，她说：“怕是以后见不着了。”在李大娘的坚持下，我们一家人，提前穿好了搬家时要穿的新衣服进了城，和我们的邻居一家拍了合照，也第一次拍了一张全家福。
亲戚朋友们自然都来相送，爸爸每个晚上都陪着喝酒，喝的多了，也会说几声豪言壮语，他说：“内蒙遍地都是资源，有煤矿、有黄金、还有满地牛羊，到时候我要是站稳了脚，你们就来找我！说好了！一定的！”
临行前一晚，妈妈睡不着，她看着这座明天就属于别人的房子里，除了还有随身要带的几个包和盖在身上的被子，再也没有从前的模样了。炕沿旁边原来放小方桌的地方，那次鱼漂着了火，熏黑了一小片墙、里屋的墙上还挂着几张当年的年画，更显得整个房间空荡荡的、外屋从前放缝纫机的地方，因为妈妈总是站在旁边裁剪衣服，那一小片地面上铺的红砖已经被妈妈踩到沉下去一些、还有从前整齐摆放碗筷和调料的锅台，如今也干净的空无一物了。妈妈环视着这里的一切，明天，她就要出发，到一个陌生的城市生活，那里怎么样？有李大娘一样的邻居吗？能听得懂那里人说话吗？孩子能上学吗？听说那边冬天很冷，能适应的了吗？妈妈越想越焦虑，她想要退缩，想要后悔，但这一切已经来不及了。
黑暗中爸爸翻了一个身，他拍拍坐在炕上的妈妈，伸出胳膊搂她躺下。爸爸说：“快睡吧，明天一大早就要出发了，你现在不睡，明天哪有精力管孩子？”妈妈说：“我睡不着。”爸爸安慰道：“内蒙那边已经买好了房子，我们去了再添置些家具就能住了，你忘了我以前说过，这辈子，我一定要让咱们搬三次家，这次搬家是第二次了，不光搬进城了，还进了大城市。”妈妈还想说什么，爸爸搂紧她说：“睡吧。”
第二天天还没亮，我就被抓了起来，感觉灯还没打开，就有人给我快速的套上衣服，之后我就靠在爸爸的肩上又睡着了，等醒来时，我们已经坐在去往北京的大巴车上了，远处的天边露出一条白线，映着东边的微光，我看到广阔的平原上，秋天饱满的谷穗弯着腰的剪影、玉米地还是黑漆漆一片、汽车路过了几亩梨树林，平时挂着诱人大鸭梨的梨树，此时仿佛张牙舞爪的向身后闪过······这就是华北平原在我儿时留下的最后印象——广阔、神秘、渐行渐远。
上午，我们到达北京，与前来帮忙接应的四叔四婶汇合，经过简短的商议后，大人们决定，除了每个大人有负责看管和清点的行李外，为了防止孩子们在人多拥挤的火车站跑丢，一会上火车时，由四叔和四婶带着两个年龄稍大的姐姐，妈妈抱着弟弟，爸爸则带着最难看管的我。
还记得火车进站停稳后，车门打开了，在拥挤的人群中，爸爸一把拎起我，胳膊一抡，我就飞一样的被“扔”进车里。爸爸随后才扛起行李，挤着上车了。
我对整个搬迁过程的记忆，都凝聚在记忆中的那一抡，那一下特别有力，我飞一般的被扔上火车，就那样仓促的告别了我的家乡。在我心里，我的幼年时代从那一刻起，就结束了。但我后来从未问过我的爸爸，他用力抡我那一下，是否也充满了仪式感，他是否在用这样的方式，与过去的一切挥别。是的，爸爸再也没有回去过，那个村子有他的多年至交，有他35年的回忆，有我们祖先的坟冢，爸爸抛开这一切，带着一家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