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枫第一次和我说起他要去北京工作时,我还以为他只是随便说说,那口气就像他平时畅想着说“以后要去瑞士滑雪”、“想去丽江开个客栈荒度余生”一样,所以我也同样以为“去北京工作”也只是他的一份无聊的幻想罢了。我随口答应着说:“想去就去呗,我又不拦着你。”
又过了几天,小枫下班后给我打电话说:“今晚我晚些回家,晚饭不用等我了。”我说:“又和谁吃饭?同事?”他说:“是北京那家公司的老板,我们晚上聊聊工作,你先别问啦,回去以后我再告诉你。”北京公司的老板?什么公司?我怎么不知道?显然,小枫并没有把我之前的回答当做玩笑,去北京这件事他不光在脑子里想了,还真的付诸行动了!
没过多久,小枫两次到北京面谈工作,确定了具体岗位和薪资,甚至连入职日期都敲定了。
我知道,我和小枫相识的时间太早了,相比同龄人来说,这让我们较快的进入了婚姻,也让小枫过早的有了家庭责任感,当别人还在尝试生命的不同时,他已经开始努力让工作和家庭安稳下来。本来,我们可以继续这样安逸的生活下去——上班时朝八晚五,周末带着辰辰逛逛公园,一年外出旅行两次,遇到困难可以向爸妈寻求帮助,过几年,再买两套房子,虽然手头不富裕,但也能活的潇洒随意,甚至可以说是岁月静好。
然而,小枫对外面世界的憧憬,像是他迟到多年的叛逆期突然到来,少年时没有做出的决定、没敢有过的任性和冲动,全都在这时如藤蔓般肆意蔓延,无法阻拦。我知道新的世界已向他打开大门,日渐丰满的羽翼也使他振翅欲动,他渴望飞高一点,去为不曾有过的年少轻狂添加一份圆满。至于未来要在北京工作多久,会不会留在那里5年后买房成为半个北京人,我要什么时候结束双城生活,这些问题,我们全都没有考虑清楚,他愿意放手一试,我愿意放开他。
我29岁时,小枫离开了已工作6年的银行,独自来到北京工作。为了让远在外地的他少一些担忧,我们决定把只有两岁半的辰辰送到一家贵族幼儿园,那里每25人的班里搭配了6名老师,接送孩子的时间更宽松,方便我工作之余照顾辰辰。
一切都安排好后,双城生活如约而至了。于我们而言,十几岁时就朝夕相处的这些年,为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相互依赖的安全感,更是缺你不可的默契。仓促之中做出的决定,后来才让我们后悔——我们都把自己想象的太强大了、太高看自己了!而身处两地的我们,不得不受到周身环境的影响,也会变得越来越不一样。
从前我对北京并没有什么好感,所以当我第一次到北京探望小枫时,已经是他入职很久以后了。还记得那时小枫住在回龙观,与另外两户人家一同合租,他住其中的一个卧室。我去看望他的那晚,回合租房之前,我说有些饿了,小枫说:“附近有烧烤摊,我们随便吃点什么吧。”
回龙观附近的街道,并不比我家乡的街道干净整洁,路边的烧烤摊,同样油腻嘈杂,羊肉串的味道比不上家乡随便一家烧烤店里的一半,我边吃边说:“烤的太干了,不好吃,要说羊肉还是咱内蒙的好。”已经工作一整天又赶地铁回来的小枫,显得比我这个坐了一天火车的人还疲惫,他说:“你先凑乎吃一口,不喜欢的话一会儿去便利店买点吃的。”我环顾四周,除了小区就是小区内外乱停的车辆,还有街道两边的底店,大北京的繁华夜景在这里完全看不到,旁边一两个小便利店,大概就是小枫说过的,早晨买早点的地方吧。
“你觉得这里怎么样?住的习惯吗?”我问。
小枫回答:“还行吧,相比家里,这边的吃住条件会差一点,但是工作忙些也有动力,学到的东西不一样,也有更广阔的空间。”他看起来特别累,有一种并不愿和我长谈的意思,其实我刚见到他的时候就看出来了,他除了激动开心了一刻钟之后,就回到了疲劳状态。我想他来到北京的压力会特别大——要带一个平均年龄高于自己的陌生团队,经常性的加班,还要地铁往来,实在是辛苦。我没再多说话,拣着吃了几样东西后,还没等我说吃饱,小枫就要回家休息。
小枫合租的房子很简单,床下是他的行李箱,衣柜里是他经常换的几件衣服,衣柜旁的桌子上,摆了他最近看的几本书,还有洗面奶和刷牙杯。简易的家具让我回想起我们还没结婚时小枫曾租住的那个筒子楼,那个虽然破旧但给我们留下很多美好回忆的筒子楼,都比这里更让人舒服。一晃6年过去了,小枫重新住回出租房,不知道他是否能像当初一样,放平心态,重新开始。
第二天一早,小枫精神多了,我陪他去上班,看着他穿着皮鞋大步走在前面,穿了运动鞋的我明显跟不上他的脚步,他边走边回头看我,说:“老婆你快一点啊,我要赶地铁啊,走慢了我会迟到。”我说:“你什么时候走路走这么快了?你怕迟到不能早点起床啊?”小枫停下来等我走近他,拉着我的手一起大步走。从小区走到地铁站,用时20分钟,从回龙观到永安里,又用掉1个小时,终于来到小枫所在公司的楼下。我气喘吁吁的说:“北京哪来的这么多人啊?这大早上的跟赶集似的,挤死我了!”小枫说:“习惯就好了,你要是再磨蹭一会,地铁上的人更多更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