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朝崇祯十四年的正月末，因为彭县知县王国麟的乱政，激起了一县百姓的愤怒，引发了激荡全川的“除五蠹”运动。
“除五蠹”运动是场货真价实的动乱。这场动乱，不是流贼过境，也不是土暴子袭扰那样短暂的灾难性 事件，而是蜀地官府虚弱的执政能力和社会各阶层矛盾的总爆发。其影响之广大、深远，远非王国麟这位胡子花白的始作俑者所能想象。
穿越伊始的蜀世子朱平槿借着动乱强势崛起，在政治和军事上崭露头角，成为蜀地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蜀地土暴子借机吸收了大量的百姓和读书人，无论是战斗力和眼光，都有了长足的进展。而大明朝的统治中坚力量——士绅阶层，也在动荡的时局下被迫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上层官绅中，少数人利欲熏心、鼠目寸光，坚持抓住过去的权势财势不放，如邛州杨天官之流。另一些人则审时度势，积极寻找靠山，将自己的命运和大明的命运、朱平槿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如泸州的舒家、成都的祖家等。
下层士绅和普通读书人分化得更为彻底。一些人通过蜀考，进入朱平槿的私囊。一些人应官府征辟出仕，与大明同生共死。一些人发挥自己在地方的影响力，倾家荡产、募兵结社，举起义旗，扎寨自固、保乡保民。还一些人叛国投贼，或入土暴子，或入流贼，为其出谋划策、坏事干尽。还有一些人，以为风云际会，正是天下英雄出头之日，难免有些做大做强的虚妄幻想。
西充县的事情，就是一堆士绅们干出来的。
朱平槿的沉思，就是试图通过冷静的分析，为这些士绅们的行为定性。定性之后，自然就是相应的处置措施。
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其中的差别可是很大的。
……
明初，一县之生员不过几十人。到了崇祯年，为了弥补财政窘况，开始准许商人富户以财帛输官来换取功名。这样一来，生员越来越多，甚至有至一县千人的。这些用钱买的功名，一方面拉低了功名本身的含金量，让那些通过正经考试进入仕途的读书人痛恨。另一方面固化了社会阶层分野，让许多家庭贫寒的士人永无出头之日。
朝廷得了一时之蝇头小利，却必须长时间为这些小利买单。因为那些卖出去的功名，除了政治待遇，还有经济待遇：一定程度上的免税。如果加上投献、诡寄等逃税措施，朝廷的税收损失还要放大几倍。
陈有福、罗景云部的进军川北，顺庆府的杜知府和江鼎镇的主动投靠，使得川北顺、保两府这潭百年死水，如石子落塘，泛起微澜；而前些日子舒师傅在顺庆府举行蜀考，则像一块通红的烙铁投入了凉水中，哧一声激起股白烟；近期土暴子突然南出巴山，劫掠嘉陵江以东地区，更像一面战鼓擂响，搅得人心神不宁。
这时，已经被秋粮税额任务压得喘不过气来的西充县官府为了替官军协饷，继续加大征收力度，于是在士绅们的煽动甚至亲自带头下，新一轮的打衙蠹开始了。
一日之间，县衙被烧，知县惨死。衙役逃散，县城易手。
西充事变，让顺庆府和顺庆王庄皆猝不及防。因为连同王府庄丁在内的军事力量，都已经开到了嘉陵江东，防御席卷而来的土暴子。就在危急时刻，朱平槿一个关键性的人事安排发挥了作用。
驻守顺庆府的顺庆总庄副庄头李四贤，利用自己川北军政委员的身份和顺保护庄总队副监军的兼职，立即下令调动军队。他从南充城戍守的南充县护庄大队基干三连抽调两个排，驻守西充县到南充县的官道，防止西充县的变乱向府城南充县蔓延。初步安排后，李四贤又快马赶往射洪县，找到了正在那里编练新兵的绵潼护庄总队的副总队长王大牛，让他立即发兵西充。
王大牛的军事素养或许较差，但是他对朱平槿的忠诚坚如磐石。接到消息，对士绅素无好感的王大牛二话不说，点齐三百士卒就跟着李四贤出发。李、王二人经过两日急行军，于第三日拂晓包围了被乱民占据的西充县城。
士绅们见官军到来，顿时慌了神，一股脑缩回了城里。正当他们还在为是否派出谈判代表而争论时，王大牛已经挥军猛攻，用火药和柴火连炸带烧毁掉了城门。至前日，县境已经恢复秩序，少量乱民北逃，而乱民领袖贡生陈好古、陈好问兄弟，李完族人生员李乾义等二百七十九人被抓捕。
被捕人员之中，有三成是秀才或贡生、监生，超过七成是读书人。江鼎镇、李四贤和王大牛都有心杀人，但事涉那么多的读书种子，他们不敢擅自处置，于是连夜赶到涪江边求见世子。为了增强他们观点的说服力，他们还请了西充县最有名的官绅——凤凰山槐溪沟的李家家主李完一同前来。
李完等几家世家大族，在县城事变时并没有站在中小士绅一边，反而积极协助王大牛平乱。乱民领袖李乾义，就是李完亲自带着族人拿下并送到王大牛营中的。
……
朱平槿有些不相信，再次开口确认：“李大人之意，乃是尽杀？这可都读书人！”
李完年纪不小了，目测不下六十。然其相貌虽老，但精神极好。说话掷地有声，一个萝卜一个坑，风格颇似舒师傅。
李完目光炯炯，盯着朱平槿道：
“启禀世子，下官以为，这些读书人，非读书人也，地痞流氓是也！
何谓读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