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五年四月七日夜，一伙暴徒在三名不法生员的带领下冲击蜀王府端礼门，并以恶劣手段故意损坏悬挂于端礼门之上的太祖高皇帝真容像。
护国军蜀王府警卫部队迅速出击，将该伙暴徒全部拿下，唯独跑掉了一名核心成员——革废功名的前秀才苏观斯。
这件轰动蜀地的大事，经过《复兴报》的大肆渲染，时称“端礼门大逆事件”。
端礼门大逆，与邛州贼乱一起，无疑成为了朱平槿时代的标志性事件。
它意味着镇反运动由一府一地向四川全省范围内铺开，也意味着蜀地大镇反从一人一事进入了批捕批杀的高潮阶段，还意味朱明王朝对读书人的政策，由延续三百年的“恩养”，逐渐变成了以后的“又打又拉”。
多年以后，有好事者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后指出，邛州事变确是突发性的、偶然性的，但当邛州事变酿成以后，许多的事情的发生似乎就变得顺理成章，包括端礼门大逆事件。
蜀王府和四川官府在整个事件中显然并非单纯的被动应对者。他们事实上提前做了许多的准备，甚至在事件的过程中推波助澜，背后干了些并不光彩的小动作。
当力推改革的蜀世子朱平槿从保宁前线星夜返回，并在新繁兵营亲自指挥镇反后，这场风暴般的大运动必然会加码。
因为镇反运动本身，就是蜀地大改革带来的副产物。
一句话说白了：
大改革必然带来大镇反！而大镇反本身，就是大改革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和组成部分！
……
重新回到崇祯十五年四月七日那个惊心动魄的夜晚。
冲击端礼门并损坏太祖高皇帝真容像的暴徒们，立即被抓进了蜀王府。卷入谋大逆案件，这些暴徒无疑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进入蜀王府。
得到消息的四川巡抚廖大亨，带着一众属官策马扬鞭赶到蜀王府，亲自查看太祖真容像的损坏情况，并列队在真容像下伏地痛哭。
随后，满脸泪花悲戚万分的廖大亨会同按察司、蜀王府审理司官员，根据蜀世子朱平槿“快抓快审快杀”简称“三快”的重要指示，在端礼门内对暴徒们进行了连夜会审。
大刑伺候下，暴徒们纷纷开口。
详尽的口供极大地震撼了参审的官员。在官员们一致请求下，四川巡抚廖大亨迅速采取了紧急的应变措施。
抚台严令，省府成都及周边各州县即刻锁城，大索三日，对涉及到的逆反分子一网打尽。
护国军成都守备团、王府警卫部队、蜀地安全局、四川按察司和成都一府的警察、衙役立即出动，对反迹毕露的犯罪分子实施全城抓捕。
廖大亨还给蜀世子朱平槿上了折子，除奏报情况，还请求授权各地的护国军守备部队对参与谋反的地方官员、士绅暴徒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包括在紧急情况下实施军事管制。
成都和川西各府州县的锁城缉拿，变成了对反对派的关门打狗。
涉及端礼门大逆事件的宗室、官吏、士绅、学生、商人和流氓街皮，在雷霆一般降临的灾难面前，毫无抵抗能力，唯有束手就擒。
在他们中间，有些人曾经提供金钱暗中支持，有些人曾经上街演讲，有些人曾经印刷揭帖，有些人故意造谣传谣，有些人则是狐假虎威，借机横行街坊的社会渣滓。有些人被捕，不是他们做了什么事，而是他们该做却什么事也没做。当然，还有一些人是因为好奇，差点害死了自己。
锁城大索，城外的犯罪分子自然不甘束手就擒。
然而，当犯罪分子得知消息仓促外逃，却发现蜀地处处都有一张大网：
所有的码头、车行、渡口、街道、隘口、关卡、旅店，乡里、王庄，都张贴着犯罪分子的通缉令。
肖像、性别、身高、口音、指纹，乃至于黄白两卡的登记号码，所有能区别于其他人的身份信息，全部赫然张贴于墙上。
许多仓促逃跑的人禁不起全面出动的乡兵们一道又一道的盘问，干脆扔了包袱投案自首。
黄白两卡的全面推行，使抓捕工作进行得异常顺利。身份证，作为国家对公民个人身份认定和管理的工具，第一次向所有人展
示了它强大的力量。
一张小小的纸片，在某些人的眼中，却有如一张锋利的刀片，可以轻易划破人的喉咙。
……
大镇反开始后的第三天。
四月十一日早晨，一个雾蒙蒙湿乎乎的天。
成都城北的著名寺院昭觉禅林，一批犯人被蒙着粗布雨篷的马车队送了进来。
这座号称“西川第一禅林”的寺庙，从大明建国伊始，便与蜀藩有着特殊的渊源。
当年蜀献王朱椿就藩成都，曾奉太祖朱元璋之命，专门请来高僧智润禅师担任昭觉寺住持，并自掏腰包，将寺庙广为拓展，“周围墙垣缭绕七百余丈，绀殿依云，金身撑汉，以致藏阁僧廊，诸天佛祖，莫不宏丽俱备。”
明制，一百五十丈即为一里，七百余丈则约为五里。京师的紫禁城，周长不过六里五。作为四川最大的宫殿群，位居成都府中心的蜀王府也不过周长五里。
一座寺庙，大小竟然与蜀王府相当。若说规模，昭觉寺毫无疑问便是当今蜀地的第一大寺。
昭觉寺藏经阁以北，是一大片古柏林立的幽静森林（注一）。马车粼粼驶过，打破了森林中浓稠的静谧。
终于到了地方，车夫吆喝着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