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地的警察，与其说脱身于旧的衙门公差，不如说是换了黑衣的护国军。
大明制度，公使人尊称为“差役”，贱称则为“皂隶”。
传说太祖高皇帝因为憎恨胡元，所以将前朝卿大夫之冠带于皂隶头上，称为“平顶巾”或“皂隶巾”。
平顶巾与捕快的小帽一样，不覆额头，意为“无颜之冠”，以示绌（cu,同“黜”）辱。一叶知秋，可见大明国初衙门公差的地位有多高。
斯时成为衙门公差的人，来源五花八门，但绝少读书之人。有委身贱籍因罪没官之人，也有更番上值勉服劳役的无知小民。
然而到了朱平槿生活的时代，衙门公差像大明朝的许多职业一样，已经此起彼伏，地位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那些衙门公差因为长期在大领导身边工作，又有世代久居子孙相替的制度优势，所以逐渐与士绅勾结，甚至自己也化身为士绅中的一员，在地方上形成一股强大的黑恶势力。
初来乍到的新任知县、知州，若是情商太低，得罪了堂下的地头蛇，往往不知不觉中便被人拿了把柄。轻则丢乌纱，重则丢脑袋。
对这些吃拿卡要包诉揽讼的衙门公人，蜀地百姓早就恨之入骨。除五蠹运动爆发，便是从除衙蠹开始的。
正因如此，蜀地建立崭新的警察体系，只能另起炉灶，绝不可能建立在旧有衙役制度的基础上。
护国军和蜀考，从政治坚定性和文化程度上，为蜀地警察体系奠定了充足的人才基础；
“护国安民，天下太平”理想的深入人心，又从理念上和体制上重塑了警察队伍的职责定位和组织原则。
但是，警察队伍并没有一味排除旧的衙门差役。
常言道，人与人不同，花有几样红。衙役里坏人多，但也不全是坏人。一些衙役因为各种原因，被新的警察队伍留用了。
这些留用人员或者熟悉本地情况，或者善于与社会各类人物打交道，或者有一技之长。还有个别的衙役，他们本身就是有影响力的士绅或者商人，在地方危难时能够发挥一般人难以企及的重大作用。
比如仪陇县衙头周常忠，在仪陇县城被围断粮之际，与士绅邓问行等人一起领导了仪陇县百姓的长期坚守，为保全仪陇一县立下了大功。
长期在d务部门工作，具有丰富统战经验的蜀世子朱平槿，当然不会幼稚到用理念左右行为，眼睁睁把这些能够发挥作用的人推走赶跑，挡在体制之外。
以前有护国军总监军部干部局充当他发掘人才的鼻子眼睛和耳朵，现在他掌握了四川各府州县的实际权力，便开始谋划在省、府、州、县四级和军队系统建立相应的干部组织体系，以便将人才工作纳入到制度化、科学化的管理。
……
有老王头在左右虎视眈眈地巡视，李西屏终于可以不受打搅地静静想想，自己到底是因为什么变成了世子点名的御案主犯？
李西屏是郫县书生，首届蜀考生，在松林山基地经历过军事培训。但因他没过视力检查一关，所以培训结束后未能如愿以偿地分配到军队，反而派到了蜀王府长史司为书吏，后来又改派到真武宫警铺当铺长。
在旁人的眼中，李西屏是蜀考秀才，是世子门生，是根红苗正大有前途的种子；
在他自己心中，他是时运不济，阴差阳错，从一名读书人变成了一名贱隶。
心理失落有没有？
李西屏老实承认有。
每当收到同学来自各地的信件，李西屏就会怅然若失许久。他怨恨自己家贫，少时熬夜读书点不起一盏油灯。
但因自己工作分配不如愿，就对蜀王府和世子产生怨恨？李西屏也老实承认，没有！
李西屏参加蜀考，完全是走投无路所致。如果没有蜀考，他将与大明朝的绝大多
数读书人一样，只能考取功名才能从田里走出来做官。
可李西屏知道，因为自己屡试不第，家里已经穷得家徒四壁。
没有世子给予的蜀考机会，他就会像许多落第士子一样，在乡学私塾中靠教着几个蒙生、代写几封家信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最后终老于野、隐没于世。治国齐家平天下，对他来说，也许永远都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就凭这一点，哪怕是李西屏现在身陷囹圄为牢囚，他对世子也恨不起来。
在得知自己成为御案主犯后，李西屏一瞬间还有些莫名的欣喜：
好歹自己的名字可以上达天听！
为什么自己对世子忠心耿耿，却落得这般下场？
李西屏想啊想，脑细胞累死了无数，也没有想起来为什么。
自己当上这警察，前后不过数月。违反警务条例，比如贪污受赂、徇私舞弊、泄漏机密等行为，那是绝对没有的。唯一有可能的原因，便是在封闭真武宫一事上与警长梁汝国发生过激烈冲突。
在学习会上，梁汝国突然下令将他拿下，李西屏当时的第一反应便是梁汝国徇私报复。现在老王头打听清楚，不是梁汝国的原因。那是什么大事，能让世子亲自下令抓他？
……
李西屏冥思苦想，全然没有注意到周围环境的变化。
偌大的庭院里，早已没有了晃动的人影。
原来放风时间已过，老王头却网开一面，没有把他重新关进黑屋里。老王头本能感觉道，他过去的上司或许就在生命的十字路口，这时千万不能打扰。
只是那个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