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忠心这玩意儿并不是什么天然的品质，是可以培养的，就算是没有忠心，通过体制也可以把人扭曲了，螺丝钉一样的工作。比如中原的科举，一开始科举制造就了国家培养人才的体系，本该是批量生产人才给国家带来昌盛的举措，却因为正好撞上了赵光义的偃武修文国策，使得这本该灿烂的辉煌失色了不少，文化的确昌盛了，但是国家就未必富强了。
本是超过时代的中华智慧的产物本该是推动中华前所未有的成长的推手，却因为赵光义自己的私心而成就了真正的文官体系，真正属于平民时代的科举制从一开始就打上了歧视武人鄙视武功的烙印，随着科举制的发展而一发不可收拾，将宋以前的中华尚武民风掐灭的一干二净，从此属于中华士子的剑与文章就被分割开来，剑生锈了，而文章愈发锦绣。
呃--好像也不对。没有了仗剑走天涯的士子，闭门造车的士子们在玩弄光了古人的遗产后，似乎也就成了孔乙己，多写几种“回”字了，
这么一看，他们和他们那些仗剑走天涯的前辈们，相差的还真不是一点点。
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习俗就是从宋朝开始的，宋朝以前，边塞诗派这样的强悍士子集团都能出现，可想而知当时的士子从军之风是何等的猛烈，那些从军的士子们又是多么的强悍，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豪情壮志又岂是如今的柔弱士子可以想象的？
那个时候的优秀士子上马能治军下马能治国，一言不合挥剑便上，血染文士袍，上手就能做事情，提剑就能干仗，是真正的精英，而现在的这些子曰诗云的书呆子们，有的是一呆到底，极少数天赋异秉的在宦海沉浮之后变得奸诈狡猾，事情没做多少，手段一个比一个6，干吏甚少，而官僚甚多。
整个国家文人的灵魂似乎都歪了。
如果朱桂不处于这个时也就罢了，但是他明明在这儿，明明知道明初的海禁，是中国前进的一个重大挫折。
在明代以前，中国历代王朝并未实行过海禁，特别是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发展到了很高的程度。据史学家考证，宋代与5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宋王朝疆域狭小，又兵额庞大，单靠农业税无法维持巨额财政支出，逼得宋朝政府将目光投到商业和海外贸易上，宋高宗就说：“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阜通货贿。”因此宋王朝采取了一系列保护和招徕外国海商的措施。到了元朝，统治者更是采用重商主义政策，鼓励海外贸易和对外出口（在特定时期也曾禁止私人出海贸易，为时甚短），其市舶管理和征税制度愈加完备，再加上中外海商“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所以元代的海外贸易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海外贸易所带来的收入在国家财政收入中占了很大的比例，成为元王朝的“军国之所资”。因为积极发展海外贸易，中国的舰船制造技术也走在了世界前列。元末陈友谅攻击朱元璋部队占据的南昌城，陈的大船上下三层，高与城齐，每层都有走马棚，整船可载军士三千人，住在上下层的人互相听不见说话，这些真让人印象深刻。
然而只因为一个人与某些势力的利益，实行海禁。对内易，对外难，为了安抚和笼络其他国家，于是又有了“朝贡贸易”，即允许其他国家以官方名义带一点商品过来，然后在中国换一点东西回去。来华的人员、时间、所带的商品品种和数量都有非常严格的限制，这其实已经不是什么贸易了，因为其本身全无经济意义，尤其从经济价值上分析，中国完全是“亏本买卖”，别人“朝贡”的东西值不了多少钱，而我们的“赏赐”却格外丰厚，这就是所谓的“厚往薄来”。用朱元璋的话说，那些不知礼仪的小国既然万里迢迢地来进贡，诚心表示倾慕，那么我们在赏赐的问题上就不要斤斤计较，“以示朝廷怀柔之意”。而到了洪武二十七年，晚年朱元璋以“海外诸夷多诈”为由，将这种没有商业价值、纯出政治目的的“朝贡贸易”叫停，只允许周边两三个小国照常“入贡”。对外交流的大门就此彻底关上了。
朱桂知道如果宋元时期这种海外贸易的势头得以保持并发展下去的话，中国历史的面貌将会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样子。
既然知道那就干。虽然他最终的目标是成仙，但是在飞升之前，他依然是一个中国人。更何况朱桂现在确实也需要人手。
不说现在的中原有多少人愿意跟随朱桂的，退一万步来说，就算老朱疼儿子，让朱桂挑选自己的幕僚集团，他都不一定能找到合适自己的愿意跟自己扬帆天下的士子。毕竟讲了几千年的儒学，“不远游”已经深入人心。而相比之下，这些有了实际经验的海商的后代们，他们的进取精神反而是非常适合朱桂下一步发展计划的存在。
历任君王可以扭曲华夏，朱桂觉得自己怎么说也已经超凡了。不改变一下华夏民族的现状，他还算什么华夏人。这个大航海初开的时代，没有大明怎么行？
“殿下准备怎么回应他们？”候保小心看向朱桂，又忍不住道：“殿下。这事儿还与前宰相胡惟庸通倭有关，企图里应外合造反。而“倭寇”的首领及基本成员其实大部分是中国人，即海上走私贸易商人。”
“呵呵。已经死了那么久的人还说他干什么？而且这帮海商后代与他又有多大的关系？”
朱桂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