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着瓦列里安离开的背影，索科夫感觉自己如同在做梦一般：“我的上帝啊，斯大林的儿子雅科夫，居然就被关在距离此处仅仅几十公里外的一个小型战俘里，这怎么可能啊？”他忍不住又在想，瓦列里安是不是对自己说谎了？但当他仔细回想了瓦列里安说话时的神态，觉得对方不像在说谎，所说的应该是事实。
索科夫继续想道：后世的资料里，都一再强调斯大林和雅科夫的关系不好，父子二人之间势成水火。但自己对这些说法都是半信半疑：天下就没有不爱自己子女的父母，就算双方有矛盾，当自己的孩子深处危险之中时，做父母的也会毫不迟疑地伸出援手。现在既然自己知道了雅科夫的下落，不管是的真的，还是德国人设下的陷阱，自己都必须派人去营救。
虽说营救行动的成功率不高，但却必须进行。能否救出雅科夫，是运气问题；但有没有派人去营救，则是态度问题。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自己得到情报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无论如何掩盖此事，都走漏风声的可能，一旦被斯大林知晓此事，自己会有什么样的下场，就可想而知了。
别尔金从外面走进来，看到索科夫正坐在桌前埋头写着什么。他走过去坐在自己的位置上，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水，探头去看索科夫在写什么，却意外地发现对方似乎画地形图，便好奇地问：“营长同志，你在画什么？”
谁知索科夫听到他的声音，却没有说话，只是抬头看了他一眼后，放下手里的纸笔，起身快步走到了门口，朝外面张望。索科夫如此神秘的举动，激起了别尔金的好奇心，让他更加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了答案。
索科夫走回来以后，表情凝重地对别尔金说：“副营长同志，你接下来听到的一切，希望你能绝对保密。一旦泄露出去，后果将不堪设想。”
别尔金还是第一次见索科夫用如此严肃的态度，和自己说话，他心里猜到，自己将听到了一个惊天的秘密，便点了点头，回答说：“放心吧，营长同志，我是一个布尔什维克，我知道如何保守组织的机密。”
听了别尔金的保证，索科夫这才压低嗓门，将瓦列里安所说的事情，向他重复了一遍。谁知别尔金听完后，像一只被踩到了尾巴的猫似的，从自己的座位上蹦起来，情绪激动地吼道：“这不可能，这个瓦列里安可真敢编瞎话，雅科夫在杜米尼奇的德军战俘营里？这怎么可能，要是他真的在那里，内务特别行动小组的同志早就把他救出来了，还会听任德国人把他作为宣传的工具，用来瓦解我军的士气吗？”
“安静，副营长同志，安静点。”索科夫担心隔墙有耳，连忙制止了别尔金，并再次来到了门边，朝外面张望，深怕有人听到自己与别尔金之间的谈话。指挥所外静悄悄的，除了十几米外，有个哨兵在交通壕里来回走动外，就没有看到别的人了。索科夫重新回到屋里，压低声音对别尔金说：“副营长同志，小声点，小心被别人听到。”
看到别尔金点头表示知道了，索科夫又接着说：“我仔细考虑过了，就算这是德国人设下的陷阱，我们也必须派人去营救。”他的话刚说完，忽然意识到此事不能让太多的人知晓，便补充说，“为了保密起见，这次行动将由我亲自带队。”
“营长同志，我的耳朵没毛病吗？”别尔金听到索科夫的这种说法，吃惊地瞪大了眼睛，“你明知道这有可能是德国人设下的陷阱，还要亲自带队去，这不是送死吗？”
“雅科夫究竟有没有在杜米尼奇的战俘营，我们谁也不知道。”这次的营救计划，如果得不到别尔金的支持，是很难成功的，因此索科夫试图说服他：“但假如雅科夫真的在呢？如果我们不去冒险，不是错过了营救他的良机吗？如果我们得到了雅科夫的消息，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一旦被内务部的人知道了，会有什么后果，我就算不说，你心里也该明白。”
别尔金沉默了。他坐在自己的位置上，眉头拧成了两个疙瘩，苦苦地思索起来，是否有必要派人到杜米尼奇去实施营救限购行动。过了良久，他抬起头，望着索科夫问道：“营长同志，我能和这位瓦列里安谈谈吗？”
“可以。”索科夫知道别尔金是一个谨慎的人，假如不让他亲耳听见瓦列里安所说的话，他是很难下决心的。索科夫拿起桌上的电话，给警卫排长谢廖沙少尉打了个电话，命令他到坦克排，把一名叫瓦列里安的战士叫到营指挥所来。
只过了几分钟，谢廖沙便带着瓦列里安来到了指挥所。为了防止泄密，索科夫冲谢廖沙挥了挥手，说：“谢谢你，谢廖沙，这里没什么事情了，你先出去吧。”
等谢廖沙离开后，索科夫招呼瓦列里安在桌边坐下，随后说道：“瓦列里安同志，麻烦你把刚刚对我说的话，再向政治副营长同志重复一遍。”
别尔金等瓦列里安说完后，警惕地问：“战士同志，你能保证，你所说的都是真的吗？”
面对别尔金的质疑，瓦列里安表情平淡地说：“政治副营长同志，我知道，你认为我是在危言耸听，但是很遗憾，我说的都是真的，这就是事实。”
“那你说说，”别尔金是政工人员，在某方面的警惕性，要比索科夫高多了，他继续问道：“德国人为什么要将雅科夫送到杜米尼奇，总有什么理由吧？”
瓦列里安歪着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