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保四和李小二一路穿州过府，进入了郓州境内。在路上，郁保四又收了一些灾民中的泼皮无赖，凑了上百人，沿途硬讨强要，借着受灾的名义吃大户，好吃好喝地就来到了东平湖畔。
郁保四没有来过这郓州，因此这时错把东平湖当成了梁山泊，也将东平湖南岸的东平府当作了梁山泊南边的济州府。
李小二上前寻人打听了一下，跑回来对郁保四说道：“哥哥，我等到了东平府！这湖乃是东平湖，不是梁山泊。我等还需向南走，才能到达梁山泊。”
郁保四摸了摸他的大肚子，皱眉说道：“那梁山怎的这般鸟远？老爷我都走了半日了，还未看到梁山泊的水！兄弟们都饥渴交加了，得寻个所在吃饱喝足，再上路不迟。”
听了郁保四的话，他身后一个心腹喽啰突然指着东平府城墙外的一排木棚说道：“哥哥，你看！那前方莫不是官府又在赈灾发放饭食？不如我等也去那里吃？”
郁保四定睛一看，果然有许多灾民从那木棚处捧着碗走了出来，蹲坐在城墙的墙根下吃食，看来又可以带领着手下这帮人去吃白食了！
东平府城墙的西门外，官府新搭建了一排高大的木棚。不过，这木棚却与阳谷县外用来施粥的粥棚不同，这是东平府兵马都监董平用来招募禁、厢军的募兵棚。
北宋朝自宋太祖赵匡胤称帝建国之后，主要实行募兵制。招募对象多为灾荒饥民，并实行灾年招募饥民为兵的养兵制度。这般做的目的，主要就是防止受灾的流民聚众闹事，揭竿而起，动摇朝廷的统治。
宋太祖赵匡胤就曾经总结说道“吾家之事，唯养兵可为百代之利，盖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变生，有叛兵而无叛民。“
赵匡胤认为这样的灾年招募饥民为兵的养兵制度，有利于巩固朝廷的统治根基，消除动乱之源。
北宋朝，除了灾年招募饥民为兵之外，还鼓励营伍子弟接替父兄当兵，或以罪犯充军，兵源缺乏时，也抓民为军。一经应募，终身为伍。
北宋规定，诸路募兵由长吏或都监施行，以“兵样“或“木挺“为标准，选壮健者充禁军，其短弱者充厢军。
新兵入伍，即在脸部或手臂刺字，以标明军号，故招募又称招刺。其家属可随住军营。
宋军实行拣选制度，每年春秋按上、中、下三等标准进行训练考核。壮健有武技者，可由厢军升禁军，武技出众者，优给赏物，可补阙阶官。武技不及下等者，马军降为步军，又不及则降为厢军。老弱者或降低级别，或削除军籍，或降充“剩员“和供军中杂役。
禁军、厢军以及土军，一般60岁退役，其衣粮供给减半。阵亡军士家眷有抚恤，伤残也有安置的规定。
宋太祖赵匡胤建立的募兵制在北宋初期表现出极强的生命力，对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首先，募兵制下士兵的职业化、终身化。士兵成为职业军人，和平时期也不再回家种田，负担减轻，一定程度上减轻了逃避兵役的现象，士兵可以毫无顾虑地作战，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同时也使广大农民摆脱了沉重的兵役负担。
兵农分离使民户避免了因服役而造成的生活动荡、夫妇分居，无论是对发展生产还是对人民生活，都是有益的。
其次，在北宋的募兵制下，为安置禁军裁汰下来的老弱而建立的厢军，承担了大部分的徭役，从而使北宋的农户基本上摆脱了力役负担。
没有兵役和徭役，为北宋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安定的环境。劳动者对封建政府依附关系的松弛，也为北宋商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可以说，劳动者较少兵役和力役负担对北宋经济的繁荣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然而这世上本没有万灵药，北宋初期对维护统治有奇效的募兵制，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产生了诸如军队数量臃肿、军费负担沉重等问题。
北宋中期以后，由“三冗”导致的“积贫积弱”始终困扰着北宋政府。而“三冗”之中，尤以“冗兵”为大患。
宋英宗治平年间任三司使的蔡襄说过：“今天下大患在兵是天下六分之物，五分养兵，一分给郊庙之奉、国家之费，国何得不穷，民何得不困？”
军队数量过于庞大，成为北宋财政负担沉重的主要原因。宋王朝养兵数量日渐增多，国家一遇凶年荒岁，宋政府便在饥荒区实行募兵，以解除“不收为兵，则恐为盗”的隐患。以至兵员逐年增多，军费开支变得越来越大。
特别是宋仁宗时期与西夏大规模开战后，军费开支更为巨大。国家财政收入有限而养兵耗费常占成，以至于宋代总是财政空虚，并陷入不能自拔的“积贫”状况。
理论上，募兵制的职业军人不事生产，有更多时间狠抓技战术训练，实际上却不一定。
训练也是要花钱的。毕竟训练肯定会造成武器装备与战马的损耗，士兵还需要加强营养补助。对于募兵来说，训练和作战都需要赏钱才会有动力，在钱不够用的情况下，募兵的训练自然就大打折扣了。
到了北宋后期，朝廷日常养兵的军费开支已经占了全部财政支出的成，自然没有多余的财力去保证士兵的训练强度，士兵的战斗力变得更为低下。
这就是为何梁山泊周边的济州府、东平府等地官军众多，却剿灭不了梁山上一伙强盗的原因。这些连强盗都打不过的禁军，后来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