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热的天气依旧继续，但在七月份比天气更加火热的是全国数十万大学毕业生们的热情，那些大四的学生从大学校园中走出来，正式步入了社会，开始为国家做贡献了。
在九十年，大学生是真正的天之骄子，从没有找不到工作的可能，国家会为他们安排好人生的下一个目标，每个人都有工作，这可比刘琅那一代八零后大学生强的多，当然，这是一定的，看看人数就一目了然。
九零年全国大学及大专以上学历的毕业生只有六十多万人，而刘琅那一届毕业生正好赶上了扩大招生，全年毕业人数一下子就猛增到了二百多万，至于说到了二十多年后，基本上每年都有五百万以上的毕业生，二零一七年这个人数更是突破了八百万。
在那个时代很多人都说大学生不值钱了，满地都是大学生，这种言辞之中有对大学生的不屑，同时也带着一丝对过去的留念，在他们眼中，**十年代的大学生才是真正的大学生，新世纪的大学生根本就无法与之相比。
他们的论断当然有正确之处，但是这些人没有搞清楚一件事，那就是大量大学生的出现不代表国家教育的失败，恰恰相反，这是国家教育改革最重要的成就，因为国家的大学教育已经从精英化成功的变成了大众化，普及高等教育对国家的影响绝对比精英教育大得多，因为这是一个基数问题，基数越大，成为精英的概率就越大，要知道西方发达国家可是经历了半个世纪才做到了普及高等教育，而中国只用了二十年的时间。
当然，不可否认，如今大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普遍上要比高考改革后的大学生强，毕竟人数少，教育资源相对就集中，他们也为国家的改革开放贡献了巨大贡献，至于说教育改革之后的那些大学生，他们的贡献要到二三十年后，乃至更加长的时间段上才能发挥出来。
正因为这个时代是精英教育，每一位大学生毕业后立刻就会被分配到各行各业，大部分都是企业，少部分则是政府机关，比如工业部部长江波涛的儿子江宏毕业之后就被分到了沈城工业厅下面的一个单位，然后又被刘琅点名叫到了阜城，三年过去了，他已经成为了阜城机械局的一名科长，同时也是骨干，明年准备提拔他成为机械局的副局长。
当然，大部分人还是要被分到企业工作，在分配工作这个阶段大学生几乎是没有任何自主权的，有的人可能被分到首都的企业，有的人则可能被分到沪市，不管是首都还是沪市都是大城市，也是所有毕业大学生理想的工作之地，但这毕竟只是少数，大部分的人只能是随波逐流，更有不少人被分到了偏远地区，如果你不服从分配，那不好意思，你就没工作了。
大学生在工作上没有选择权，但是现在北方工业集团给了他们一个大好的机会，林海带领的招聘团队第一站就来到的华夏大学，组织了一场专场校园招聘会。
在这个大学生工作国家统一分配的年代里，招聘会可是一个稀奇的事物，更不必说是一家私人企业，这是个破天荒的新事物，没有人经历过，在一般人看来，这个举动就是和国家争人才，属于“大逆不道”的事情，就算刘琅是华夏大学优秀的毕业生，也不敢承担这个责任。
刘琅当然知道这场招聘会深层的意义，所以他在去年就找到了国家人事部商量这件事情，人事部的领导也不敢做主，又上报给了国家，直接拿到了高层面前。
高层们对这件事当然存在不同意见，反对者觉得这么做无疑是不妥的，毕竟现在国家方方面面都需要人才，国有企业是国家的支柱，要优先提供，北方工业集团当然也是国家重点扶持的企业，他想要人才可以单独提出嘛，搞这个招聘会就有些大张旗鼓了，如果被其他企业效仿，那以后还不得乱了套？不能这么做。
赞同者也有不少，觉得国家方方面面都在改革，招聘会完全是人才的一次大胆尝试，对于这种尝试是要提倡的。
当时在国家层次还形成了一个大讨论，各个部门都各抒起见，但这个大讨论非常平和，没有引起太尖锐的争议，不像当年私有化和公有化共存问题上的那种讨论。
其实，即便是反对者对此事也没有太过激烈，毕竟这件是背后牵扯到北方工业集团和刘琅，刘琅可是谁都要“惧怕”三分的，这小家伙太厉害了，谁也不敢得罪他。
最后招聘会的事情还是白为任拍的板，同意北方工业集团每年在高校里举行招聘会。
当然，至于能不能招聘到大学生，那就得看你北方工业集团的本领了，总不能硬拉着人家学生吧。
白为任的看法还是市场经济的问题，在他看来，人才也是一种商品，受供需关系影响，这供需关系就是工资待遇问题，国有企业的工资在这个年代还是最高的，首都九零年城镇公有制职工工资达到了四千二百元，平均每个月接近四百块钱，而首都人均收入才三千三百多元，也就是说非公有制企业以及农民的收入是远城镇公有制职工。
按照收入来说，大学生自然要向工资高的地方去了，如果以后某一天私有制企业的工资高于公有制企业，那大学生自然也会顺应潮流开始向私有制企业流动，这才是市场规律的体现。
国家高层一致认为私有制企业的工资在短期内是无法达到公有制企业的水平，所以就不用考虑什么和国家抢人才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