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川崎病就越来越受到我们国家医生的重视了，因为川崎病有个很不好的毛病，就是它对冠状动脉有很大的损害。
属于本身没什么危害，但有严重危害并发症的一类疾病，所以2011年开始我国还专门针对川崎病制定了治疗指南，并不定期更新。不过在2008年，这川崎病的知识还未普及，属于勤奋好学的人课外钻研类型。
就好比有些单元测验的加分题一样，你做出来了，分数就有可能超过100分，得到120分惊艳全班全年级。但这类学生往往比较少，同样地，这类医生也往往比较少。
经常有报道，本来都很健康的一些青年人中年人，突然就猝死了。然后解剖给不出什么特别原因，随便就安置了一个心肌炎啊、急性心肌损害啊等结论，其实这些人很大可能小时候得过川崎病，但没有正规治疗，冠脉系统留下了后遗症。在他们进行急性运动或者遭受急性应激的时候，比如一次闷热环境下的羽毛球锻炼，一次激烈的吵架对骂，就诱发了冠脉上的定时炸弹，导致意外。
而川崎病被确诊之后，有两种治疗方式，穷有穷治，富有富养。穷的方式就是口服阿司匹林，阿司匹林作为一种百年老药，早就过了生产专利期，全世界的药厂都可以仿制，价格也是非常低廉，基本上都买得起，更别提在我国属于甲类社保名录，百分百报销。
富养是在阿司匹林基础上加用静脉用丙种球蛋白注射，或者单用脉用丙种球蛋白注射。这个药物就偏贵了，在我国也属于自费药品名录，基本上没5万左右，拿不下来了。
无论哪种方式，都能最大程度消除隐患，从而极大改善预后。
随着史珺的坚持，孙玉郎的说明，刘纯雁与徐鸿初逐渐眉头紧皱。他俩都是聪明人，顶尖的那一种。自然知道这2个年轻人的坚持是什么意思了。要是他们真的说中，这批患儿真的是什么川崎病怎么办。自己用什么诊断性治疗就属于延误病情了。
如果没人知道也没事。可偏偏这2个年轻人在大庭广众下说了，还争辩了。而这样，最后真的是川崎病，自己俩就属于误诊了。
这次病情，市里面，医院里，都很重视呢，所以刘纯雁才果断请了徐鸿初过来会诊。
于是两人对视一眼，刘纯雁就对徐鸿初说：“我们商量一下吧。”
接着这两人去刘纯雁的主任值班室商量了。进了值班室，两人赶紧查资料。打开电脑，打击中国知网、查询川崎病。
越看，这两人越是眉头紧皱，一条一条，都印证对了。发热，皮疹，心超检查结果，都印证上了，这批病人的诊断果然是川崎病。
徐鸿初在主任值班室内对刘纯雁说：“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是年轻人好学啊，现在看来川崎病诊断没有问题，不好意思，刘教授，没帮上什么忙，我就先回去了。”
刘纯雁开始钦佩，徐院士果然德艺双馨啊，勇于承认错误，等徐鸿初走了之后，回过神来，暗骂一句老狐狸，敢情下面去医生办公室里面宣布结果都要自己来了，丢脸的时候，徐鸿初已经跑了啊。
等刘纯雁承认了孙玉郎史珺的结论，下面就是安排治疗事宜了。这就相对简单。其实看病来说，诊断最难，治疗相对轻松。
因为诊断你要排除万难，带着很大风险，拍板决定一项未知事物。而治疗真不会也没事啊，马上翻书啊，对照书本，对照治疗指南。
后来智能手机兴起，手机的无线网络发达，查询资料更加方便，大家动不动就手机上网，治疗，真的轻松了。
什么，你真不会治疗，这时候你应该尿急了，快去上厕所吧，然后在厕所里面赶紧拿出手机上网，查治疗方案。
你从厕所出来的时候，那神清气爽，别人还以为你那一通水放得很舒服呢，其实是你找到了治疗方案，心中有底而已。但前提就是要诊断明确。
这时候刘纯雁教授又遇到新的麻烦了，费用问题。
按照孙玉郎史珺建议，最好的药物是静脉用丙种球蛋白注射。
但部分病人没有经济支持啊，他们的父母是来京城的打工人员。各种脏活累活都是他们在干，但是收入只能够维持个温饱。怎么可能拿出小五万给孩子看病啊。
“医生啊，就用那个阿司匹林口服吧，我们不用那个静脉丙球针了。”患儿父母如是说。
有些职工家庭的孩子也是忍泪在用，孩子，长大了一定要孝顺父母啊，你爸爸戒烟戒酒了都，你妈妈也改用百雀羚以及大宝这类低价化妆品了。
孙玉郎突然想到，媚好可以做这个事情啊，医疗保险，商业医疗保险。
不过孙玉郎马上想到中国有个最大的弊病，医药不分家。因为这个弊病，中国的商业医疗保险行业发展极其缓慢。因为保险公司利润太低了。
一个顾客投保了一份商业医疗保险，结果生病了，住进医院，用什么药，保险公司完全插不上手。等顾客出院后，把费用清单拿到保险公司索赔，你赔还是不赔。
赔，里面一大堆可用可不用的药，这样理赔的话，这业务还能做吗？
不赔，那好，你这也不赔那也不赔，我们老百姓干嘛还买你这个商业医疗保险。这业务又完蛋了。
要是医院的医生只提供建议处方，允许病人去任意一家药店买药。更好一点，医生处方上只有通用名，而不是商品名，随患者购买任意一家药厂的药品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