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虽然这样说,“蝈蝈”的微笑后面,隐藏着一丝挥之不去的阴霾。我知道,不抓住赵五,不将那些伏击他们的毒贩送上西天,“蝈蝈”终究寝食难安。
从那天开始,“蝈蝈”让我给他找来纸笔,开始伏在病床桌上,写一份报告。他写得很慢,写得很痛苦,写了撕,撕了写,不时叹息,甚至流泪。他不让我看,但是我可以猜到:他正在写的,应该是对“717”战斗的回顾和总结。在这份报告中,“蝈蝈”应该充满了自责。我想,他一定会请求上级给他处分,同时一定会要求重返战场继续战斗,一定会对如何抓捕赵五和其他杀害中国警察的贩毒分子提出建议。
第三天,“蝈蝈”花了整整一个下午和一个晚上,把写好的报告誊写得整整齐齐。他把所有的草稿和废稿撕成碎片,让我拿进卫生间,扔进马桶,放水冲得干干净净。他把誊好的报告装进一个牛皮纸信封,封口之后,在信封正面工整地写下:
此呈:保山公安边防支队党委。
随后,他拨通了高政委的电话,说明自己将向支队党委提交一份报告,恳请支队派出专人前来接收。
第四天,保山支队的刘副参谋长、支队政治处组织科的丁科长专程来到昆明,他们抱着一束鲜花、拎着一袋水果出现在“蝈蝈”的病房里。
刘副参谋长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们代表支队党委来看望你。”
“蝈蝈”已经能够走动,他笑着对两位战友说:“我恢复得很好。请向支队党委报告,我请求出院,请求立即回到工作岗位……”他迟疑了一下,后来我才知道,他在报告中请求上级对自己隐情不报进行处分,首先就是撤销他的侦察队长职务,至于其它行政和党纪处分,他愿意无条件地接受。所以他说的是:“让我以一名侦察员的身份,参与追捕赵五和其他杀害警察的凶手。”
说罢,“蝈蝈”郑重地将那份封了口的报告递交给刘副参谋长。
老战友之间,说话没什么顾忌。刘副参谋长接过报告,交给丁科长收好之后,笑着说:“出院的事,我们说了不算,得医生说了算;追捕赵五,我是百分百地赞成你回来办案,但是你也知道,这事,我说了不算,恐怕支队党委说了也不算,得总队统一安排……毕竟,这个案子,现在是总队的案子,总队长亲自担任专案组长,总队参谋长是专案组的常务副组长,这段时间,一直在边境一线,亲自指挥作战。”
“蝈蝈”沉沉点头。
刘副参谋长说:“你的心情我非常理解,但是……你的身体,还有上级的意图……”
“蝈蝈”没有让刘副参谋长继续说下去,他说:“我随时等候命令!”
刘副参谋长和丁科长没有在“蝈蝈”的病房里停留太长的时间,他们还要赶傍晚的飞机飞回保山。他们告诉“蝈蝈”:支队党委和高政委对“蝈蝈”的这份报告很重视,很可能连夜召开党委会,研究“蝈蝈”的这份报告。
“蝈蝈”的两位战友告辞之后,我不知深浅地问他:“既然是总队的案子,你为什么不直接向总队长报告?”
“蝈蝈”哑然失笑:“我是保山边防支队的人,怎么能越级向总队长报告呢?”
我只得“喔”了一声。
尽管刘副参谋长强调支队党委和高政委都非常重视“蝈蝈”的报告,但是他们离去数日,却没有任何消息反馈给我亲爱的“蝈蝈”。
我看得出他非常焦急,可他竭力保持镇定,我呢,甚至比他还要着急。
我的焦急是双重的。一方面,我担心“蝈蝈”被困在医院、困在病房,担心他不能重返战场,担心他强烈的战斗愿望像一团火,把他本来已经非常脆弱的内脏烧出洞烧成灰,担心那团火在他的心中燃烧得太久太烈,终于会憋不住,化成一口鲜血,猝然从他的口鼻之中狂喷而出;另一方面,我又担心我亲爱的“蝈蝈”接到命令,转眼之间,如同过往的那些日日夜夜,他将从我所有的通信工具上消失,拖着这一具残躯,我亲爱的“蝈蝈”这一去,是生还是死?是来去自由还是被毒贩囚禁?是继续在刀尖上舞蹈还是在太阳升起时含笑凯旋?那样的日子,那样的煎熬,我又将如何承受?
一切都和以往不同了。现在,我已经是他的妻子,我们不仅拥有了一纸婚书,而且在我的新郎弥留之际,就在icu的床前,举行过正式的婚礼……然而,我们的蜜月在医院度过,我们的爱巢是医院的特护病房,我们……甚至还来不及肌肤相亲!
9月10日,星期六,午后,袁姐又一次出现在“蝈蝈”的病房里,和上次一模一样的衣着:黑色紧身皮裤,黑色短皮夹克;和上次一模一样的程式:她要求我回避……我短暂地产生了某种错觉:这是一个早已编好的、固定的、循环的程序,看不见的主机把程序回拔到了10天之前。
袁姐离去之后,我坐在“蝈蝈”的床前,握住他的右手。
我想,“蝈蝈”完全能够明白我的心思:“能说吗?”
接下来,按照编制好的程序,“蝈蝈”应该微笑着说:“好消息。”
程序改变了。“蝈蝈”没有说“好消息”,他的表情焦灼不安,他说:“他想要结案抽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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