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蝈蝈”轻描淡写地对纪检部门说：“我是赢了段向北不少钱。究竟有多少？我不记得了。一万美元左右吧。我认为那些钱，既不属于办案经费，也不属于毒资。纯属办案过程中的意外和应酬。那些钱，我送给我女朋友黎妮了。”
“蝈蝈”此语一出，纪检部门大吃一惊。
“蝈蝈”向我说明，她的母亲谢晓兰，绝对不允许我们继续交往，继而向我讲述了“南疆哥哥思沂姐姐”往事的那个夜晚，之后大约一星期，不出“蝈蝈”所料，果然有两名自称公安边防总队的男人找到了我。
“蝈蝈”还在清迈追踪“张总”的那段时间，我就通过原来报社的记者部主任介绍，开始接一些电视专题片、宣传片乃至于小广告的“文案”活，收入不高，却也不亚于我原来做小报记者。闲暇时光，我喜欢到翠湖边的省图书馆，占个座位读书，主要是读法律方面的教材，认认真真做笔记。我有点小小的野心，法律知识掌握到一定程度，我打算去参加全国司法考试，如果能通过，我想去做律师，特别想做刑辩律师，而且特别想做毒品案件的律师。想想也蛮有意思，我的男朋友，唉，我怕是不可能嫁给他了，那就算“前任”吧，我的“前任”是秘密缉毒警察，而我呢，如果成了一位专做毒品案辩护的律师，甚至可能在法庭上与我的“前任”唇枪舌战，是不是真的很有意思？
那天黄昏，我背着一个硕，慢腾腾地走下省图书馆前的台阶，那两个男人迎面拦住了我。
他们中的一个，后来我知道他的名字叫陈华，向我出示了“人民警 察证”。
他们中的另外一个，后来我知道，是边防部队政治部纪检办的一名张姓干事。
他们说，他们是边防总队的干部，他们询问了我的名字，他们说：“你一定认识彭卫国吧？”我欣然点头，陈华说：“有些与彭卫国有关的事情，我们需要跟你谈谈。”
张干事补充道：“彭卫国打了结婚报告，结婚对象是你，我们……也就是做些例行调查。”
我笑得像一朵开得刚刚好的三角梅。
他们冲我温暖地微笑。他们是警察，我本该有些紧张，而我却同样冲着他们温暖微笑，仿佛我们是多年的老熟人、老朋友。
……因为，他们是“蝈蝈”的战友，虽然他们没有穿武警制服，他们穿的是便服。
我们就近找了个茶室坐下，陈华要了一壶茶，是菊花茶。
我突然想起“蝈蝈”的话，如果他们不穿制服不出示证件，让我立即报警，直接报绑架。现在，他们出示了证件，可他们没有穿制服。
我多了个心眼，嗯嗯，证件，是可以伪造的，而且，以前，我从来没见过“人民警 察证”，再说，他们是武警，为何出示的是“人民警 察证”？
我笑吟吟地说：“我能打个电话吗？”
陈华不置可否，张干事有些紧张——那时候，他并未说他是纪检干事，只是含混地说，他是边防总队政治部的。
张干事问：“打给谁？彭卫国吗？这不可以。”
我笑嘻嘻地说：“当然是不会打给他啦。我打给袁姐可以吗？”
“袁姐”这两个字，对张干事来说，肯定是陌生的，他转头望着陈华。
陈华附耳对张干事说了一句话，之后，陈华冲我稳稳地点了点头。
“蝈蝈”的父亲，省公安厅副厅长李志诚去世的那天夜里，袁姐把手机号码留给了我，她承诺过，我随时都可以给她打电话。
手机拨通，对方有人接听，我们都没有叫出对方的称谓，而是颇为礼貌地，轻轻地“喂”了一声。确证过声音，我才说：“袁姐吗，我是黎妮。”
电话那端，袁姐问：“有什么事吗？”
我从她的声音里听出一丝焦灼，一丝无奈，她肯定已经知道了“蝈蝈”的母亲谢晓兰坚决反对我和“蝈蝈”交往的事情，她也许会想，我是因为婚事受阻，打电话向她求助吧？
我平静地说：“袁姐，来了两个人，说是边防总队的干部，要找我了解一些事情。他们出示了证件，但是我无法确认他们的身份。”
我这样问的时候，我看到张干事局促不安地在椅子上扭动着身子，而陈华，露出一丝若有若无的微笑。
袁姐的声音刹那之间变得清亮而镇定，她问：“你在哪里？”
我准确地说出了翠湖边这家茶室的名称，以及门牌号码。
我看到陈华轻轻点了点头。
袁姐说：“你稍等，不要挂电话。”她在电话那端沉默了大约15秒钟。后来，她告诉我，她正在系统里紧张地查询那个地段的警力配置。翠湖位于昆明的市中心，除了常规警力，还分别配置有公安特警和武警特战队的执勤小组。袁姐查询警力后确证，想要在那样的地方绑架或挟持一个人，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袁姐说：“这样，你让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出示证件。不要挂电话。”
我立即向他们重复了袁姐的建议。
陈华立即掏出“人民警 察证”，在茶桌上摊开，朝我推过来。
我拿着手机，对袁姐说：“他们出示了证件。”
袁姐说：“你仔细看看，是什么样的证件？姓名，注意，还有编号。”
我立即轻声念出：“人民警 察证，陈华，云南省公安边防总队，1451。”
我话音刚落，袁姐当即说：“好了，没问题，是我们的人。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