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亮也回过神说：“不能再多要了，刚才说五万就五万吧。不敢再加，图多是个没。他也是咱姐夫的亲哥哩，不看僧面看佛面，咱也不能说话不算话呀！再说，五万元也不少啦，每家一万，够用一阵子的。如果再加，他可能拿不出来，咱总不能真逼人家卖房子吧。”
李玉顺一只手推着电摩，一只手指着他那几个妻弟妻妹，两道犀利的目光挨个盯着他们说：“你们一个个，真是想钱想疯啦。脸比城墙还厚，要想有钱就要自己挣哩，别老想着向别人要。你们如果能把那些心机用在正事上，也许不会经常没钱用。
国家的政策、法规，从来都是一人做事一人当，任何违法犯罪的人都不可能连带亲属。就今天这事来说，即便真的能赔，我李玉顺绝对不会让我哥赔一分钱。
你们可能从来就没想过，我过去资助你们那些钱是怎么来的。我开始教书的时候还是个挣工分的民办教师，后来好不容易转正了，一个月不过三十几块钱的工资。直到改革开放初期，才一点一点地增加到现在这个地步。在过去那些漫长的岁月里，我只有那点微薄的收入，还得照管负担沉重的丈人家，挣点钱基本上全部顾了你们。”
麻家兄妹好像没有刚才那么凶了，麻明麻亮也低下头想着什么。村主任看到事有转机，就给玉顺取了把凳子，让他坐下慢慢说；老蝴蝶也给他倒了一杯茶水。
玉顺喝了口水继续说：“那时候，我家里的弟弟妹妹也很多，而我自己没有为他们出过一点力，没尽过一点当哥的责任。你们一个个好不容易长大了，又要订婚、结婚、生孩子、过满月，年年都有过不完的事。你们没有学费找我，父母生病找我，埋葬父母全部推在我一个人身上。我尽管省吃俭用，还是填不满你们那些没底的坑呀！
我为我的姊妹做过什么？为我的父母做过什么？整个家庭的生活重担，全部压在我哥一个人身上。可他从来无怨无悔，不声不响地默默承受着。一天一天，一年一年地往过熬，弟弟妹妹渐渐长大了，而他却一天天老了下去。改革开放以后，土地承包到户，国家逐步颁布了一系列惠农政策，我们家的日子才慢慢地好了起来。
弟弟妹妹完成学业，一个个有了自己的家庭，自己事业，我哥终于松了口气，开始过起了自己的独立生活，可惜我大嫂已经累得浑身是病。我母亲由于娃多负担重，身体一直不好，早就撇下一群儿女撒手西归。我大嫂义不容辞地接了我母亲的班，把一切工作承担下来，对弟弟妹妹付出了真诚的母爱。后来，他们的日子也不再缺吃少穿，我哥这才领着大嫂去医院看病。
医生检查完后，说她是久劳成疾，各个脏腑的病灶已经很严重啦，必须马上住院治疗，如果再拖下去，这病就很难痊愈了，医院叫他们预交两千元的住院押金。
那时候的两千元对他们来说，可不是个小数目呀！他家的日子才松了几年，根本没有什么积蓄。我哥为了给大嫂看病，回到家穷其所有，把自己存了几年的粮食全部卖了，好不容易才凑够了两千元。他是受过饥饿的人，一直把粮食看得特别金贵，自从土地承包以后，他家每年才能攒点余粮。但他从来没有卖过，那回为了给嫂子治病才忍痛割爱，咬着牙全卖光了。
当他拿着钱赶到医院，还没有来得及办理住院手续，却碰上了急急赶到医院的我。我是被你姐从学校叫来的，原因就是我那个最小的妻妹麻娟子正在医院坐月，由于难产而大出血，急需输血救人。
然而，医院却无血可输，叫你们赶快交钱，要去省血库调血，时间长了就有生命危险。你们兄妹几个都没办法，麻娟的丈夫急得团团转，催着叫你姐到学校找我。我跑到学校事务处好说歹说，主任才给我预支了一个月的工资，我拿着那点钱跑到医院根本无济于事，就在万般无奈之际却意外地碰到了我哥。
我哥问我到医院干啥来了，我就照直说明情况。他知道后二话没说，马上从自己口袋取出两千元塞到我手里说：‘碰巧我这儿还有两千元，快拿去缴了吧。’
我接住钱诧异地问：‘哥，你，你拿这些钱到医院干啥来了？’
我哥坚定地说：‘问啥哩，快去缴钱，救人要紧。’
我满腹狐疑，但时间不容多想，急忙转身向收费处走去，却看到了不远的连椅上，坐着面黄肌瘦的我嫂子。我心里一下子全明白了，几步走到我哥跟前，把钱往他手里一塞说：‘哥呀，你是给我嫂子看病来了，这钱我不能要呀！她的病不能再拖啦。’
我哥又把钱往我手里塞着说：‘兄弟，事有轻重缓急，先救人要紧，你嫂子的病缓几天还能看么。听哥地话，快去缴钱吧，人命关天，那种病一分钟也不能耽搁。’
我知道嫂子的病已经很严重了，这一缓，不知缓到猴年马月才能搞到钱。所以，我执意不肯用他的钱，拧身走得远远的，麻娟的丈夫推着我，我也不肯过去拿钱去缴。
我哥自己拿着钱，大踏步地走到收费处，毫不犹豫地把钱递进窗口说：“同志，给坐月子的麻娟缴两千元，赶快给她输血，再迟就会有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