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大伯笑着说：“对，对，就是这个道理，你说得太对了，既清楚，又明了，而且非常具体。一下说到枣刺坟里去了——扎实极啦。”
三快婆一脚跨进门说：“扎实个屁，叫我说，都是灵人哄着吃闷人的馍哩。就拿咱村里那些出去当干部的来说，哪一个是凭本事-----。”
常大伯打断她的话说：“行了，行了，又是老生常谈。社会上的弊病任何时候都少不了，别咬住一个干屎块就不放，老拿那些不健康的东西说整体，他们占了便宜也不光彩。你要是真有超人的本事，国家绝对不会把你埋没在农村。人家女强人多得是，你咋不去当哩？非当出力不挣钱的闷怂农民不可？只怪自己没本事，不是干大事的那块料。”
这个说话从不让人的三快婆马上缄口藏舌，无话可说。自己出生在贫寒之家，自小没有刻苦读书，大字识不了几个，的确干不了什么大事。只配在地里刨土窝，家里做馍馍，割草喂奶羊，勤俭度日月。被常大伯几句话说得自惭形秽，无言以对，脸上难免烧呼呼的。正所谓：
人人生世都有头，颗颗内在不相同。
峰上景好无力攀，山下漫步也能游。
智商有时出先祖，莫怨自己太无能。
凡人无须进天庭，安心耕田修地球。
玉顺看三快婆太过尴尬，连忙调和着说：“咱们在一起别抬那些闲杠了，世上的世事就是这样，大部分人都是凭本事、论技术吃饭哩。还有一部分人是靠机会、凭关系脱离农村，进入上层社会。这是社会上难以根治的顽疾，没办法的事情，人家已经把便宜占了，谁也无法改变既成事实，经常说那些话就像触摸牛皮鲜似的，一点作用没有，只能使人感到更痒。因此，对那些事只有知白守黑，置之不理，不要老说没用的话。”
柳枝忙说：“是呀，咱们这些乡党邻居，在一起住不了几天啦。现在只说要紧的事，需要解决的事，再不要抬那些闲杠了。”
玉顺接着说：“目前，最紧、最难的事就是找房子搬家，我觉得实在不容易呀，谁家没有一大摊子东西，你们准备往哪里搬呀？”
柳枝说：“往哪里搬呀，各人打各人的伤心注意呗，快婶有娘家侄子管，不成问题啦。咱这一家子，拖累太大，的确是个难题呀！”
三快婆这时才说：“是呀，咱说那些话连屁都不顶。在一起住了几辈子啦，突然离开，谁见不到谁了，人心里还真不是滋味。”
常大伯叹着气说：“唉，在过去的战争年代，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还有遭受大的自然灾害，群众才逃荒在外，过着颠簸流离的生活。谁能想到，在这国富民强、歌舞升平的太平盛世，百姓还要抛开温暖的家庭，丢掉幸福的生活，拖家带口地搬出去，到处跑着租房居住。”
这时候，村主任一脚跨进门，兴冲冲地说：“你们不必为难了，我来告诉大家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咱这村子不用搬迁了！”
屋里的人听到这个消息，全都张开嘴巴睁大眼，一时惊喜得无法形容。常大伯第一个说出声来：“啊！政策怎么突然变啦？莫非人家变了挂，不征咱这里的地啦。哎呀，要变咋不早点变哩？可惜小坟岗上的树了。”
柳枝惊喜地说：“啊，咱正为搬家作难着哩，只要不搬就把活喋了，你还吃了五花想六花，心重得不行。那些树没了就没了，人家没少赔钱。”
三快婆也高兴地说：“是呀，只要村子不搬迁，咱们就不用分离了。可能是上边感到搬一个村子不容易，不愿看到百姓为难就把政策变了。”
玉顺估计着说：“不会，不会，可能是县里财政紧张，一时筹不起这么多搬迁费。我听说咱县上已经贷了银行一百多亿啦，以前的账还不了，银行不会再给了。上边没有钱，只能把搬迁的时间往后拖。”
常大伯疑惑地看着村主任说：“你不是说县上很有钱吗，一个厂子缴的税收比全县农业总产值还多吗？咋能欠那么多外债哩？”
村主任说：“蛇壮窟窿粗，大有大的难处。那些话未必真实，有人把正常的经济周转，有时就当成欠账啦。县上的财政不比从前，入的多出的大，动辄就是几十亿，欠银行百十亿元，不是什么大事。”
常大伯吃惊地说：“啥，百十亿元还不是大事，多少才算大事哩？要是财政不紧张，能出起这笔搬迁费，他们是不可能停止的。”
三快婆忙说：“哎呀，你管他紧张不紧张，他们把钱给到手里咱再搬，不给钱就不动。县上要是真紧张了，你把自己的钱给完也不顶啥。”
柳枝接着说：“是呀，人家不让搬了不是正好吗，咱们就安安宁宁地住着。你可千万别打给钱的主意啦，咱一家子还要生活哩。”
常大伯忙说：“去，去，给钱，谁给谁钱哩？我是说县上弄了这么大的事，还欠了那么多的账，真不如啥都不弄，也不用欠外债啦。”
村主任又说：“哎呀，不是你想得那样。如果啥都不弄，那里来的钱哩？这么多惠民工程拿啥搞呀？干部的工资拿啥发呀？还有---。”
三快婆着急地说：“还有，如果啥都不弄，钱咋能到干部腰包里去呢？当权派、管事的，还有那些有关系的人怎么发财呀？”
村主任也着急地说：“哎呀，你们尽说了些啥话吗？真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