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人坐了一会儿，徐光启突然说钦天监编制历法的事紧，不能久陪，于是便与陈渊告辞，离开了教堂。
徐光启走后，汤若望向陈渊谈起了山东事宜，“近来听闻山东发生叛乱，贼军连陷数城，二月时又攻下了登州，陈大人可关注了此事”
陈渊点了点头，回说：“朝廷的邸报我都看了，形势确实危急的很，山东与辽东隔海相望，登、莱二州亦是牵制女真后方的桥头堡，如若山东不保，辽东抗虏也会更加艰难，如今朝廷新政刚刚进步，内治外政力求稳健，山东叛乱如果不尽早解决，恐对我大明不利。”
“可伶的是登莱巡抚孙大人，明明已经很努力主持局面，但逃离贼手后仍被那些政敌们咬着不放，冤屈下狱，受尽刑罚，前几日我到牢中去看他，那样子简直是惨不忍睹。”
孙元化是徐光启的弟子，受其影响早在天启年就入了天主教，汤若望为他说话实属正常，但令陈渊疑惑的是，为何徐光启刚才对此事却只字未提
汤若望接着说：“陈大人目前乃皇帝的御前近臣，可否愿意救孙大人于水火”
“恐怕没那么容易，陛下的脾气你是知道的，不可能因为我的一句话就放过了孙大人，虽然这其中有路振飞，余应桂等人作梗，但圣上早有态度，他们不过是推波助澜罢了。”
汤若望无奈，苦笑着说到：“其实此事徐相早就想求助于陈大人的，但那日朝堂辩论，徐相没有站出来为您说话，心中有愧，自觉无颜求大人什么了，所以刚刚才借口离开，让我来求大人。”
陈渊一笑，他还疑惑着呢，原来是这么回事。
陈渊知道徐光启不喜朝廷争斗，所以倒也没把那日的事太放在心上，想不到反而是徐光启本人过意不去了。
陈渊立身站起，意欲离开，临走时对汤若望道：“替我转告徐相，让他不要多虑了，孙大人的事能帮我尽量会帮，但做事在人，成事在天，能不能成功我不做保证。”
“那真是多谢陈大人了!”
在回家的路上，陈渊不断思考着如何解救孙元化。
崇祯的固执陈渊是了解的，他要是直接为孙元化求情，那不仅孙元化必死无疑，连自己都可能遭受崇祯的猜忌。
这事必须得讲究谋略。
崇祯所恨的，无非是孙元化带兵不力，导致叛乱突发，但如果山东叛乱责任并非孙元化，那就有可能转移了崇祯的仇恨点，帮孙元化开罪。
陈渊思来想去，最该为次叛乱担责的就是袁崇焕了。
陈渊准备让袁崇焕背锅，一来是袁崇焕与叛乱的确干系巨大，二来是无论是崇祯还是民间，对袁崇焕都恨之入骨，最容易转移仇恨点，三来袁崇焕已死，即使陈渊的计谋成功，也不会伤及无辜。
一日平台对奏，崇祯谈及山东叛乱，对诸臣道：“山东叛乱已有数月，前日得到前线奏报，二十九缴调的杨御番之通州兵，王洪之天津兵在掖县与敌接战，我军出师不利，大败而归。”
又败了!
众臣惊恐，御史萧奕辅奏言：“在本月月初，巡抚余大成闻登州已失，却束手无策，唯闭户修斋诵经，世人皆讥之为‘白莲都院’，实乃庸人，请陛下与之重罚，以儆效尤!”
陕西道御史李梦庚亦出列道：“登莱巡抚孙元化在叛乱开始之时，不出力围剿，只一味言和，致使山东官军一再延误战机，罪不可赦，臣请旨将他与余大成一并处以极刑，以震三军。”
崇祯暴怒，道：“此二人蒙蔽圣恩，亦当斩首。”
“陛下，万万不可，”这时首辅周延儒出列反对：“孙元化早年在辽治军多年，在辽军中很得军心，正是因此，山东叛军将其活捉之后亦不敢杀，而是放归回京。这次叛乱，本就是因辽军而起，自袁崇焕毛文龙被杀，孙承宗告老还乡，这帮悍兵再无人能遏制，如果再杀了孙元化，恐山海关，锦州辽军会遭大变啊！”
崇祯闻语，亦有顾虑，变得犹豫不决起来，他扫视堂下，见陈渊躲藏在房柱之下，不知在想些什么，于是有心问道：“陈爱卿有何意见”
终于注意到我了!
陈渊应声出列，执板一礼，然后对奏说：“臣同意周相的观点。”
崇祯一听，不过是依附之言，自觉失望，摆摆手道“你退下吧。”
“陛下，臣还没有说完呢。”
“你还有何话可说”
“臣同意周相的观点，自是要驳斥李大人所言，李大人说孙元化只会一味言和，与实事是严重不符的，在叛军逼近登州时，孙元化曾急令总兵官张焘率辽兵守登州城外，总兵官张可大发兵本部援辽浙军抗击，以两路成合击之势。但张焘与孔有德是老战友，开始交战后其兵卒随即投入孔有德行列，而张可大部自是大败。在辽军全部反叛之后，山东本地军队已无力抵击，所以无论孙元化有没有贻误战机，败势成了必然，孙大人在万般困境之中提出言和，已经是上策了。依此看来，李大人并没有完全了解情况就来报奏，实乃胡言乱语尔!”
“陈渊，你……”李梦庚气的胡子炸起，却被崇祯怒视的眼神一盯，立马消停了下去。
李梦庚的好友余应桂感到不平，出列驳陈渊，“李大人所报自然有误，但孙元化侵饷纵兵，贪秽已极，统兵不力，致使军队哗变却是实事，依大明律法，他照样得判死刑。”
“余大人所说孙大人侵饷之事不过是你一人之言，毫无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