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政治斗争激烈，与其政治体制有很大关系。
明朝党争分为两类，一则是文臣与文臣之间的争斗。其根源来自于争权夺利。早在天启中年，一位老资格的政治家，首辅叶向高就曾经说过：“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要其病根所在，只有争官竞进，一意牢不可破。”一语道破了朋党的根子在于“争官竟进”，也就是无论如何朋，如何党，其实最终目的还是在于做大官、掌大权，维护自己一个小集团的利益。按明代官场面子上的说法，争官争权是不大道德的一种行为，所以才会有受命后再三推辞的成例。
主管官员升迁的吏部大堂上也有一副对联：“功名身外事，大就何妨，小就何妨；富贵眼前花，早也开得，晚也开得。”就是劝大家要想开点。但士大夫一辈子就是为了做官、做高官而活着，哪能不争不竞呢？
在权利的驱使之下，明朝庞大而复杂的言官制度也成为了朋党之争的催化剂。
明代监察机构有督察院，大理寺，通政使司等，这些部门养了大量无可事事的言官，言官们在其它领域工作不行，只有通过不断揪人小辫子才能干出点成绩来，于是整天盯着别人的家常里短，捕风捉影，无事生非，肆意陷害亦是常有的事。
以因反张居正而兴起的东林党为例。东林人自命清高，胸怀远大，却大都没有什么治国理政的实际才干，自然是得不到皇帝的重视，他们想往上爬，便只能不断上疏奏人来博得皇帝的好感。
上述之人都是本职言官，但明朝的政治制度却规定，无论言官与否，也不管分属部门，只要发现什么不好的事，皆可闻风对奏。这无疑是给了众人毫无顾忌的理由。于是大家凡遇到什么事，哪怕是来源不明的小道消息，也不用管有没有证据，都一股脑的上奏弹劾别人，即使弹劾错了，也不用担责，因为自己是站在皇帝的角度，是在维护圣上的利益。
今天你奏我，明日我奏你，朝堂终是被朋党之争弄得乌烟瘴气。
明朝除了各大臣之间的争斗，还有一种政治斗争。那就是宦官与文臣的斗争，这种斗争的根源来自皇帝与文臣的矛盾。
明代初期的时候，为加强皇权废除了宰相制度，使皇帝直面官僚集团，这在之前是从未有过的，也没有先例可以借鉴。原先在官僚集团与皇权之间的缓冲带没了，自然是矛盾丛生。
皇帝为了能在这种矛盾斗争中取得优势，选择了扶持宦官集团来帮助自己，于是设东西厂，让太监参与批红，廷杖等。
正是由于上述的种种，党争才一直贯穿于整个明代，以至于到了崇祯时，这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
内斗消耗，对国家终不是什么幸事。周延儒与温体仁的争斗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这段时间内，西北贼乱，辽东女真入侵，还有山东叛乱都没有好好得到解决，问题是一拖再拖。
自崇祯五年正月朝廷派大军前往山东镇压叛乱遭受大败之后，又在二月间，遣山东，登莱新任抚巡徐从治，谢琏挟军去往莱州主持局面。
初三日，叛军又至莱州，在城四周扎营十多处，开始长期的围城作战，莱州守城的兵丁总数共约只有四千名，敌我差距悬殊，只能闭城严守。
三月二十七日，兵部侍郎刘宇烈以督理的身分誓师向莱州进发，共调集蓟门、密云等地的援兵和义勇乡兵，凡马步兵二万五千人；四月初二日，崇祯帝还特遣中使送红夷大炮六门至沙河交付援军。但因刘等统帅均不谙兵事，人马杂揉，纪律不明，又不分犄角，且辎重亦遭敌焚毁，终在沙河兵溃，被掳者无算，大炮等大量火器反为叛军所有，巡抚徐从治亦于十六日中炮死。
四月二十九日，莱州府推官屈宜扬自入叛军寨中讲抚，屈氏此举或得到刘宇烈的默许，刘氏于五月十六日还为此事具本题抚，但因为之前有孙元化的前车之鉴，朝中许多大臣反对招抚，四川道御史王万象等人上疏力排抚议，言说：“孙元化在辽军中威望甚高，尚且不能安抚贼军，他屈宜扬又怎能成事？可观非贼愿抚，意在匡虚朝廷，实乃又行非法之事。”
于是招抚之事便又不了了之。
五月初八日，原天津兵备道朱大典奉命巡抚山东，驻青州调度。由于先后参与剿贼的大将已有天津总兵王洪、保定总兵刘国柱、通州总兵杨御蕃、蓟门总兵邓玘、登州总兵吴安邦、昌平总兵陈洪范、东江总兵黄龙以及义勇总兵刘泽清，但均无能奏功。
如此之下，山东叛乱耗了有半年有余，终还是不解，于是陈渊上奏献议，言：“山东叛军，其源来自辽东关外之地，长期对峙女真，战事经验丰富，战力不可小觑，按现今之战法，京畿数地拼凑之散勇，以车轮进之，无疑添油加醋，无济于事。如今之现状，唯有调关外之兵，方能有解。关外兵亦同辽兵，战力与叛军不相上下，且遣统军高起潜，挟诸良将对阵，定能平叛。叛军亦尝私语曰：‘杀山东兵如刈菜，无奈我何！各镇兵咸非吾敌，惟虑关外兵耳。’可见云云!”
崇祯帝最后无奈，只能采纳了陈渊的上奏，调关外铁骑平叛。
初九日，谕旨乃调山海关及宁远等地的夷、汉精锐四千八百余人入关，由太监高起潜监护军饷，总兵金国奇为帅，下辖靳国臣、祖大弼、祖宽、张韬、吴襄、吴三桂等名将。其中由投诚的满洲等少数民族所组成的夷丁部队，是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