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之风，是明朝百年所形成的。陈渊之前虽有过了解，也有心想打压打压，但这种风气存在时间之久，已深入大明根基，光凭陈渊一人，跟本改变不了什么。
**之源来自京官，京官向地方索贿，地方便只能在赋税上下功夫。陈渊无力改变**风气，也就清不掉苛捐杂税的问题，一时之间，他又陷入了死胡同中了。
“必须得想办法对抗京中官僚才行。”陈渊到现在才意识道自己的力量薄弱，有了想培养自己在朝中势力的想法。
京中官员大都抱团结党，把控朝廷舆论，左右朝廷政策。在新政刚刚施行时，陈渊就见识过他们的威力，群起攻之，不死不休，若不是依靠崇祯的信任，新政很可能要腹死胎中。
但从另一方面讲，陈渊之所以能得到崇祯帝的信任，很大程度就是因为陈渊在朝中无朋党，可现在陈渊想培养自己的朋党对付朝中贪吏，崇祯还会那么信任他吗？
所以说这个问题还真是无解!有得必有失，陈渊也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
几日后，陈渊已大致与扬州各官场人物都会了面，基本了解了本地赋税情况，于是便准备想方设法开始解决一些问题了。
一日，陈渊正与扬州知府任育民洽谈新政，忽然陈岩跑来报告，说衙门外有一群文人士子想要求见。
“文人士子？都是些谁啊？”陈渊问道。
“不知，他们只是说自己为复社成员。”
“复社！”任育民马上跳了起来，一幅如临大敌的模样。
“任大人这是怎么了，区区复社就吓得你直跳脚”陈渊有些好笑地问道。
“大人深在北地，对复社之威当然是有所不知，这复社都是些未出仕学人组成的社团，他们名为八股制艺，却专喜议论时政，比之东林亦在其之上，东林之力在于朝堂，复社之力却在民间。俗话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若是得罪了这些人，恐怕祸至不远矣!”
陈渊好奇，又问：“既然复社妄乱朝纲，朝中大夫们就放任他们肆意吗？”
任育民苦笑，说：“那能怎么办？复社之流与朝中大员本身就有亲密关系，侯荀侯尚书之子侯方域便是复社四才子之一，其它诸如黄尊素之子黄宗羲、魏大中之子魏学濂、周顺昌之子周茂兰等，更是东林一脉的子弟。
再说复社的宗旨，‘复古文之经典，尊圣贤之道义，’本来就被一些官员所推崇，所以有些人便有意保护复社，最后让它更加难管了。”
陈渊惊异，以前他倒只听说东林党，浙党，楚党怎么怎么厉害，想不到复社一个民间团体也有这等威力。
其实话说起来，像复社这样的民间社团能够兴起，与当时的经济政治制度是有很大关系的。
明朝中后期，各地的士人都有一种结社的风气。最初结社无非是为了论文与交友两个目的。论文就是讨论八股文章的做法，以便应付科举考试；交友的目的则是要扩大社会关系网，仍然是为了科场的顺利，鹏程万里。所以总起来说，结社是士子们为了走向官宦之途所做的一种准备工作。
由于当时的士阶层实际上是把做官当成生命归宿和出发点的特殊职业集团，学而优则仕是他们的全部生活内容和赖以实现自我的基本手段，这个结社就有了无比重大的意义。在天启到崇祯年间，各省几乎无处不社，文明繁华之地的社团更是接州连邑，数不胜数。
结社多了，就渐渐出现了专门吃结社饭的人，也就是所谓的社团活动家。在天启崇祯年间，最著名也是最有活动成效的社团活动家就是太仓的张溥。
张溥字天如，出身于世家，伯父张翊之做过工部尚书。但他是婢女所生，子以母贱，在家里没有什么地位。小时候，伯父的家奴经常欺负他，他恨恨地咬破手指在墙上写了“不报仇奴，非人子也”八个大字。那家奴见了，却嘲笑他说：“塌蒲屦儿何能为？”他只能泣而含恨，发愤读书，昼夜不辍。但书读了许多，科举功名上却一直没有什么进步，年近30岁了仍然只是一个秀才。
于是自天启年间起他便开始把主要精力放在结社活动方面，先是与同乡好友张采和常熟杨彝等人在苏州拂水山房的基础上办起了一个应社，而后又在崇祯二年，把江南有影响的云间几社、浙西闻社、江北南社、江西则社、历亭席社、云簪社、吴门羽朋社、吴门匡社、武林读书社、山左朋大社、中州端社、莱阳邑社、浙东超社、浙西庄社、黄州质社与江南应社等十几个社团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大的社团，取名复社，意为复兴天下。复社由此而来。
复社自成立后，广交社会名流。张溥本人就是一个活动家，在他麾下又有几个特别善于奔走的人物，几人奔走于大江南北，结交学者名流，高官显贵，为复社扩大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
在这些活动家们的大力活动下，复社的影响日增，队伍日大，松江的几社、河南的端社、浙西的闻社、浙东的超社、江北的南社，江西的则社、湖广的质社、山东的邑社，还有一些名目繁多的小社，都汇聚到复社中来，才子名士多成了复社的社友。
张溥不愧是个领袖之才，人员多了，地域又分散广大，他就以州县为单位分别设立支部，指定社长，负责发展组织、指挥行动、通讯联络。又分选社员文章作结集出版，名曰《国表社集》，可以看作是复社的机关刊物了。
除此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