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个钞关都派御史及户部主事监督收税。设置钞关则从此时开始，对于这道指令杨峥还是赞同的，这其实就是在征收一些海上的税收，自永乐年后，海禁打开，沿海一带因为大海而繁荣昌盛，不少商家获了不少好处，但大明在这之前，一直没有设置，从而白白丧失了不少银子，可以说是朝廷的一大失误，当然了，说起来这也怪不得朝廷，大明自从朱元璋立国开始，就实行海禁，至于原因，从史书里记载说：方国珍、张士城相继诛服，诸豪亡命，往往纠岛人入寇山东滨海州县，这一说法，《明史纪事本末》也提到：张士城、方国珍余党导倭寇出没海上，焚民居，掠货财，北自辽海、山东，南抵闽、浙、东粤，滨海之区无岁不被其害。
洪武三年，明政府“罢太仓黄渡市舶司”。
洪武七年(，明政府下令撤销自唐朝以来就存在的，负责海外贸易的福建泉州、浙江明州、广东广州三市舶司，中国对外贸易遂告断绝。
到洪武十四年，朱元璋更是“以倭寇仍不稍敛足迹，又下令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自此，连与明朝素好的东南亚各国也不能来华进行贸易和文化交流了。
为了不让国人出海，与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再次发布“禁外藩交通令”。洪武二十七年(，为彻底取缔海外贸易，又一律禁止民间使用及买卖舶来的番香、番货等。洪武三十年，再次发布命令，禁止中国人下海通番。
朱元璋是个做事极为认真的人，做事从来是要么不做，要做就做到极致，在海禁这件事上，他便是如此，为了让防止沿海人民入海通商，他不仅仅是口头上做出了一番说辞，还将此事一律法的形式昭告天下，大明律还规定了严酷的处罚办法：“若奸豪势要及军民人等，擅造三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番国买卖，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向导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己行律处斩，仍枭首示众，全家发边卫充军。其打造前项海船，卖与夷人图利者，比照将应禁军器下海者，因而走泄军情律，为首者处斩，为从者发边充军。
“这些倒也罢了，毕竟大明国土足够大，江南的江湖也不少，不能出海，那与与沿海周边国家做些贸易也不是不可，但他们似乎小看了朱元璋的决心，除了出海要处罚，便是对参与买卖外国商品的居民也不放过，“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凡番香、番货皆不许贩鬻，其现有者限以三月销尽。”
正是在这一错误政策的指引下，大明于洪武十九年(废昌国县，二十年将舟山岛城区和镇外鼓吹两里以外的居民和其他四十六山(岛)的居民徙迁内陆。彻底断绝了大海，没了大海自不用设置关卡，收取船税，整个洪武一朝，根本没这个说法。
但朱元璋寄托希望海禁来巩固大明海关的作用并不显著，反而引发起了新的矛盾，由于海禁政策所实施的直接对象是臣民而不是海上反明势力，他不仅不能成为海防的有效手段，甚至在沿海地区激化了一些矛盾。沿海地区人民依海而生，靠海而活，或从事渔业生产，或从事海上贸易。朱元璋“严交通外藩之禁”，堵绝了沿海地区人民的正常谋生之路。如“信国公汤和巡视浙江、福建沿海城池，禁民入海捕鱼”。他们除起来进行斗争之外，已经没有其他选择。诚如明末顾炎武所指出：“海滨民众，生理无路，兼以饥馑荐臻，穷民往往入海从盗，啸集亡命”。“海禁一严，无所得食，则转掠海滨”。
此外，滨海地区的居民还采取了另外一种斗争的手段，逃亡、潜往海外。“国初。。。。。。两广、漳州等郡不逞之徒，逃海为生者万计”。所以，海禁一开始就得不到切实的贯彻，反复发布的海禁令，也说明了这一点。还有一些人干脆参加了民间的对外贸易活动。“缘（沿）海之人，往往私下诸番贸易香货，因诱蛮夷为盗“。
这种弊端到朱棣时，才得以改善，朱棣为了寻找建文帝派遣郑和下西洋，虽说目的有些不可思议，但郑和下西洋的壮举，无疑是对海禁大有好处，尤其是郑和下西洋，除了寻找建文帝外，还做了不少官方贸易，在双方官方主持下与当地商人进行交易，是明朝扩大海外贸易的重要途径。郑和船队除了装载赏赐用的礼品外，还有中国的货物，如铜钱、丝绸、瓷器、铁器等。这种贸易可以用明代铜钱买卖，多数以货易货。最有影响的是击掌定价法。在印度古里国，中国船队到达后，由当地的代理人负责交易事宜，将货物带到交易场所，双方在官员主持下当面议价定价，一旦定下，决不反悔。双方互相击掌表示成交。这种友好的贸易方式，在当地传为美谈。郑和下西洋期间，尤其是后几次下西洋贸易规模扩大，遵循的平等自愿，等价交换，开创了良好的局面，因此在用了一朝，朱棣虽在海禁，上“一遵洪武事例禁治”，甚至在郑和下西洋时期，严行海禁一仍其旧，但环境毕竟松弛了些，民间海外贸易特别是中国到西洋各国的贸易出现了前所未有繁荣，一时福建漳州、泉州的贩海私商踏破传统禁忌自漳州下海，来到南洋采购胡椒、苏木、名香等热带产品，运输
海外交易，由于其商品利润诱人，很快，贸易渐渐扩大，一来朝廷没设置关卡，少了税银，从而能获取更大的利润，二来，朝廷于海禁慢慢开始松弛，许多港口、船只随着郑和下西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