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知对方求和不过是缓兵之计，但杨峥还是隆重接待了对方的使者，一时宴饮极欢，待对方使者送出交州城，依着军师徐朗的建议，命人立即把与议和的详情一五一十写下来，密报给隐藏在义安城的锦衣卫，按照杨峥交代，与第二日一早，马上送人拿出传抄散发。这一来不得了，言路哗然，群情激愤，一起上言上书攻击皇帝这是丧权辱国，为了配合对方的舆论，杨峥通过背叛而来的地方官员发送邸报、塘报都是官方所办类似今天“大内参”、“小内参”一类的东西。邸报乃首都朝内的政情大汇总，记载皇帝旨谕和朝臣奏议；塘报内容多为地方军政大事要闻辑录，一般通过官方驿递系统在京城衙门府署送递并发至四方官署，一时黎利求和消息可谓是传遍安南每一个角落。
黎利甫听消息，大吃一惊，他着实没想到对方不但看出了自己的心思，还给出了如此致命的一击，将自己不顾脸面求和一事公布与天下，平日里多不说话的言官这会儿一个个却是精神百倍，他们引经据典将皇帝此举硬是骂成了丧权辱国之举，就差没骂皇帝是暴君商纣王了，气得黎利当天就病倒了，若非太医及时诊断，指不定还有什么后果。
此举的结果着实有些出乎范文巧的意料之外，一来他没想到大明根本不给他们求和的机会，这么快就做出了反击，二来言官会有如此大的反应，阮卿首先打出“一寸山河一寸金”的旗号，坚决反对弃地，干脆把皇帝痛骂了一顿，骂了就骂人了，偏生人家还慷慨激昂了一番，却永远不说正题。
唯独几个有见识的才学之士才看出此举无奈与皇帝的卧薪尝胆，只可惜看出的人太少了些，大多的文武百官却大受启发，纷纷按这个调子发言，结果求和一事几彻底当做了罪不容诛的事情了，便是他这个发起人也被着实痛骂了一顿不说，还捎带了范家列祖列宗了，对此范文巧头疼不已，却又解释不得，只有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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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古代帝王，虽为王，却也是人，是人，难免也会犯错误。“罪己诏”本来是帝王们知错改错的好机会，可相当多的帝王们，却拿了它来装点自己，或者只是应急，并不真的要改正，这一来，下“罪己诏”的次数越多，也就越是不把“罪己诏”当回事，“罪己诏”反而成了他们的挡箭牌，所以，越到后来，问题就越严重，以致到了国难不可收拾的地步。
罪己诏最大的好处，是求得人们的理解和谅解，保持行动上的一致性。白居易写的贺雨诗，就是一种对帝王的理解和谅解。诗中说的是唐宪宗元和三年（公元808年）冬迄翌年春，持续大旱，帝乃“罪己”求雨，雨降。白居易《贺雨》诗曰：皇帝嗣宝历，元和三年冬。自冬及春暮，不雨旱爞爞。上心念下民，惧岁成灾凶。遂下罪己诏，殷勤告万邦。帝曰予一人，继天承祖宗。忧勤不遑宁，夙夜心忡忡。顺人人心悦，先天天意从。诏下才七日，和气生冲融。凝为油油云，散作习习风。昼夜三日雨，凄凄复濛濛。万心春熙熙，百谷青芃芃。人变愁为喜，岁易俭为丰。乃知王者心，忧乐与众同。蹈舞呼万岁，列贺明庭中。小臣诚愚陋，职忝金銮宫。稽首再三拜，一言献天聪。君以明为圣，臣以直为忠。敢贺有其始，亦愿有其终。
而纵观古代帝王，罪己诏多半会用，且多半是在国事不可收拾的时候用的最多，这一点，朱由检就一个最好的实例。史书上说，明朝皇帝朱由检，在位十七年，“罪己诏”没有少下。明史中记有五次之多：“冬十月庚辰，下诏罪己，辟居武英殿，减膳撤乐，示与将士同甘苦。”“甲寅，诏天下停刑三年。”第三次，“闰月癸卯，下诏罪己，求直言。”“六月癸亥，诏免直省残破州县三饷及一切常赋二年。”“壬申，下诏罪己。”
如明朝崇祯十年（1637）闰四月大旱，久祈不雨，就下了一道“罪己诏”，这道“诏”的内容不在自责，而在自曝官场腐恶内幕：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完正额又欲羡余。甚至已经蠲免，亦悖旨私征；才议缮修，便乘机自润。或召买不给价值，或驿路诡名轿抬。或差派则卖富殊贫，或理谳则以直为枉。阿堵违心，则敲朴任意；囊橐既富，则奸慝可容。抚按之荐劾失真，要津之毁誉倒置。又如勋戚不知厌足，纵贪横于京畿。乡宦灭弃防维，肆侵凌于闾里。纳无赖为爪牙，受奸民之投献。不肖官吏畏势而曲承，积恶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谁能安枕！
这位崇祯皇帝朱由检，也不怕自家人说他是给自家脸上“抹黑”，更不怕“敌对势力”用来攻击大明的制度设计，而是口无遮拦，来了个“官场腐败大揭底”。
问题揭露出来了，但他改不了，却又助其发展，及至流贼犯皇陵，帝素服召对廷臣。陈子壮进言：“今日所急，在收人心。宜下罪己诏，激发忠义。”帝纳之。崇祯帝下了“收人心”的“罪己诏”外，仍然是变着花样吃、喝、玩、乐。到李自成进北京时发现，皇库扃钥如故，其“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两，镌有‘永乐’字”。皇家究竟是超级巨富，国库恁多积蓄，如能早拿来助赈、助饷，尽可少下两次“罪己诏”；而一道又一道的“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