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大明后，这一点表现的更为明显，他认为，士农工商四民缺一不可，只有四民各安其业，才能经济繁荣，社会稳定。洪武十九年，在下达：“古先哲王之时，其民有四，曰士农工商，皆专其业，所以国无游民，人安物阜而致治雍雍也。朕有天下，务俾农尽力畎亩，士笃于仁义，商贾以通有无，工技专于艺业。所以然者，盖欲各安其生也。然农或怠于耕作，士或隳于修行，工商或流于游惰，岂朕不能申明旧章而致欤？抑污染胡俗尚未革欤？然则丨，民食何由而足，教化何由而兴也！尔户部即榜谕天下，其令四民务在各守其业。”在这份敕书中相当明确地阐明，商与士农工一样，是重要的社会构成之一，虽各有不同的社会职能，但同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要民食足，教化兴，必须发挥商业的应有作用。并对“农或怠于耕作，士或隳于修行，工商或流于游惰”的现状感到深深地忧虑，要户部官员急加整顿。
他在“御制到任须知”中还说：“民有常产则有常心，士农工商各居一业，自不为非。”商业在社会安定方面也有一定的功效。可以说，tai祖虽重农抑商，打击的只不过是富商和地主。他并不想创造一个均贫富的新世界，但他拒绝在自己的国家里出现大幅度的贫富分化，因为那将意味着大量的小农失去家园，失去厌恶社会波动的特性，而转变为对社会波动具有狂热追求的流民，曾经作过很长时间流民的朱元璋，对此实在是再熟悉不过了，这才有了对商人的种种限制，但并非赶尽杀绝，经过这么多年淡化，昔日的那股风气早已变得不是那么回事，要不然这天下商家那来那么多啊。
杨士奇这时也道：“洪武爷虽对商贾有所甄别，但比起前朝我朝还算轻的，秦代，把商人与罪犯同列，看作一类人：秦始皇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明郡、南海，以谪遣戍。”汉代，除了不许商人乘车、做官外，“贾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属”皆不能购买土地，“敢犯令，这些在我朝可是没有的，昔日洪武爷看（《韩非子·五蠹》）时，对韩非这么一个法家人物，竟会认为商贾是毒瘤感到好笑，他说：“昔汉制，商贾技艺毋得衣锦绣乘马，朕审之久矣，未审汉君之本意如何？《中庸》曰：‘来百工也’。又古者曰中而市，是皆不可无也，况商贾之士，皆人民也，而乃贱之，汉君之制意，朕所不知也。“认为，商贾之士不可无，不能贱视之。洪武爷对商还是重视的，风气其实早开了，不过迫于海禁没开，没赵宋王朝那么兴盛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