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边防需要的东西越来越多，啊开中制已不仅限于纳粮，由于军事需要，还曾纳马、纳铁、纳茶，以换盐运销。只要是朝廷需要的东西，都能够以盐引作为交换来吸引民间商人参与其中。边境驻军从最初需要粮草发展到需求各种军需物资，之后边境驻军的需求可以由朝廷支付白银供给时，盐引作为可以谋利的工具便直接向商人出售以换取白银，白花花的银子，大把大把的入了晋商的口袋，这无不壮大了晋商的实力，其次，山西矿产资源丰富，手工业和加工制造业当时已初具规模，这又为晋商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使得晋商逐步走向辉煌；此外，由于晋南一带地窄人稠，外出经商成为人们的谋生手段，晋中商人当时已遍及全国各地，北京城曾流行这么一句话：”京师大贾数晋人”。随着商业竞争的日趋激烈，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维护自身的利益，晋商的商业组织慢慢形成，一跃成为国内势力最雄厚的商帮，天下都有他们的足迹，许多人甚至把他们和意大利商人相提并论，给予很高的评价。商业的发展不仅给人们带来了财富，而且也改变了当时人们多少年”学而优则仕”的观念。他们都说”家有万两银，不如茶庄上有个人”当官入了阁，不如茶票庄上当了客”。这种观念从明初晋商就一直执行，不仅仅如此，他们甚至利用手中的聚聚了大量的财富，资助东南——“西北一带的读书人，这一带向来比较缺水，比较穷困，所以没人理会，外加地方官比较也不想在这个地方呆太久，并没有真正的治理，于是这些地方的百姓的日子过得比较苦。生活艰苦，饭都没处吃，自然没条件读书。没条件读书，自然考不上功名，考不上功名，自然没官做，日子更加困苦，可大明的科举并没有限制次数，况且与平头百姓来说，科举是最合理，最公平的一种制度，只要你文章够好，只要你才学够好，书读得好，那就一定有出人头地的机会，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决不是随便说说的，而且并不存在歧视，为了照顾这些穷苦地方孩子读书热情，从明仁宗时确定，会试按地域分配名额，按“南六十”、“北四十”的规定录取进士。之后比例偶有调整，但按地域分配名额的制度一直没变，这种合理制度，无疑是给了东南——“西北一带的读书人提供了希望，而晋商给了他们钱财上的支持，这种捆绑式的资助，可以说给晋商带来了说不清的好处。
大明的天下，延续了宋代的体制，一言蔽之，即“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这是理解与认识宋代官僚政治体系的关键。皇权、相权、台谏之权，构成宋代朝廷中的三角，三者互相限制，又互相倚恃，形成“共治”架构。宋初完善法制，提倡依法办事，奠定了“共治”架构的稳定基础，大明不管愿意不愿意，这种体系没变，皇帝通过科举制度，从天下取得他们认为能帮皇帝治理国家的人才，而这些人才通过学习圣人之言，学得治国的道理，从而逐渐走向自觉，他们“以天下为己任，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从而早就了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思潮。
他们信奉，谏官虽卑，与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庙堂之上，与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谏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谏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陛之前，与天子争是非者，谏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谏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且身体力行，自永乐后，这种局面就越来越明显，朝廷的权利，随着读书人的地位不断的提高，实则已经对所有的阶层开放了大门，既然文官集团以及士大夫阶层中的绝大部分人都已经成为了私人工商业集团的利益代言人，那么他们从自己所在的集团利益出发，在朝廷之上，必会为其所代言的利益说话，从而获得更大的好处，晋商当初的义无反顾的资助他们，凭借着他们源源不断的财力，使得他们在大明官场的厮杀中，逐渐脱引而出，一步一步走向高位，从而掌握朝廷的话语权，帮他们说话。
商人最大的利益，除了利用天时地利人和外，其实赚的还是朝廷的税收，晋商地处山西，算得上是一个穷地方，其税收本就不高，从洪武之时，朝堂里就时有话权之人，为其说话，让山西一地的商业税一低再低，可以说晋商的商业税收，算是大明所在地里最低的一派了，能有这个效果，说到底还是晋商这些年不断努力的结果，他们资助的官员，饮水思源，对晋商投桃报李，在莫大的好处面前，他们已经维护商业了，甚至本身就是商业集团的利益代言人，所以他们才坚决维持低商业税的政策，竭力阻挠一切试图增加商业税的行为！明代农业税收低、商业税更低，而晋商的商业税收，竟在长时间里税收不升反降，其秘诀莫不是在于朝廷有人帮着说话，仗着这一便利，晋商几乎垄断了中国北方贸易和资金调度，而且插足于整个西洋。从南自加尔各答，北到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东起大坂、神户、长崎、仁川，西到塔尔巴哈台、伊犁、喀什噶尔，都留下了山西商人的足迹。有些商人甚至能用蒙古语、哈萨克语、维吾尔语、俄语同北方少数民族和俄国人对答如流。可以说，从蒙古草原上的骆驼商队，到吴淞口正在出海的商船，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