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永乐虽从侄儿手中夺取了天下，但为人也相当节俭，他曾经怒斥宦官用米喂鸡说：“此辈坐享膏粱，不知生民艰难，而暴殄天物不恤，论其一日养牲之费，当饥民一家之食，朕已禁之矣，尔等职之，自今敢有复尔，必罚不宥。”皇帝的表率和严格驭下的作风对吏治的清明起了很大的作用。皇帝如此，臣子自不敢坏了规矩。
但从永乐后期，过去那种凭人的穿着来判定他的贵贱，通过他用的物品而可以看出其人的等级和地位的规制已经日益为世俗所冲破。苏州富者之间斗富，华奢相高衍为风气。苏州上下，世风日下，追求气派奢侈之风在永乐后期遍及苏州各地，如游一下太湖，其居人按时而游，游必画舫、肩舆，歌舞而行，可谓奢矣。彼以粱rou奢，则耕者庖者分其利；彼以纨绮奢，则鬻者织者分其利。致仕回乡士大夫开始求田问舍，营声利、蓄ji乐；读书士子，投贽干名，挟c优、耽博弈，并交关士大夫，陈说是非。这些人“不蚕织而文绣，不耕畜而膏粱，不雇贷而车马，不商贩而积蓄”甚至有些“昏惰者流，附于安静，万姓死生，浑如醉梦。”
“士大夫沉迷于享受，少不了利用特权，鱼rou百姓来维持，比起其他，田产最无疑是最为赚钱的买卖，而百姓的田产无疑是最好谋取的，一来百姓无权无势，二来谁家每个麻烦事，以田产来抵押最好不过了，三来苏州赋税高，百姓困苦，谋夺田产最合适不过了。以上种种造就了苏州的田产案比别的地方要多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