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事，宣宗也表现得很理智，采用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原则，开放言路，这些非但是言官上奏，就是往日那些老成持重的大臣也有奏本上来，与言官的痛骂不同，他们采用摆证据，讲道理的法子，他们明白各地镇守中官的特殊使命，是采办土物贡品，想要打击这些坐镇的太监，唯独从这方面下手，说到底这些太监是皇帝的人，皇帝派出去坐镇天下四方，从骨子里皇帝还是信任他们的，唯有让皇帝听到看到他们种种罪恶，才能让皇帝从心里感到厌恶，纵然不能达到这个目的，恶心一下太监也未尝不可，再说了这些人到了地方说到底是打着皇帝的旗号在行事，罪恶越多，皇帝的脸就难看，皇帝的脸越是难看，太监坐镇的事情就有了眉目，这些老家伙在官场纵横数十年，哪一个都是老奸巨猾，皇帝纵然聪慧，又岂能是他们的对手，所以在皇帝坚持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原则下，皇帝听到了太监们的重重罪恶。
吏部尚书上奏：“吏科言旧例之任不以属内臣，中官乃欲令同内臣考察，不惟假以媚权贵，且因以纵黜陟，殊失大体，有辜重任，请正其罪。”
户部尚书上奏：“各镇守内官竞以所在土物进奉，谓之‘孝顺’。孝顺的名目繁多，数量浩大，其中大多为太监所贪？”
兵部尚书上奏：“今各边镇守、分守、监枪诸内臣，托以心腹，而其诛求百计，实为腹心之病。役占健卒，置於标下，纵之生事，以为爪牙。或抑买弓弦缨子而总收军饷，或扣转仓场马料而坐支官价，或私猎走役战马，或私种夺占耕牛，……家人头目皆无籍恶少，聚敛侵剥，势若虎狼。武职藉以夤缘，宪司不敢诘问。一遇有警出战，惟驱占剩羸卒当之，故不能勇门决胜。及战有微功，虚张捷报，则皆附势挟贵者攘之。”
刑部尚书所奏：“国家之制，边防以文臣巡抚，以武臣总兵，而内臣纲维之。事体相埒，职位相等，胜则同其功，败则同其罪。”
礼部尚书就多了，按照礼部规矩，朝廷派遣中官，需各分守、守备等内臣，旧设有数”。如员缺需要增补，得先由兵部奏请，或司礼监“传奉圣旨”到兵部，由兵部开具手本，送内阁票拟（称“书敕”），写明委任原由及职责范围，经司礼监批红，六科挂号，方许派出。刘宁“请罢遣中官疏”云：“先该兵部手本，开称司礼监太监温祥传奉圣旨，司设监太监刘允，着他前出四川等处公干，写敕于他。大太监胡海，巡抚云南，亦云镇守中官出镇，“用司礼监印信，该科挂号，皇城各门俱打照出关防印子，皆所以防作伪也，严重违背朝廷礼制？“
除京城六部外，还有各地地方官闻风而动，多是言及太监在地方上的种种恶行，什么乘机搜括敲剥，但非特命不得参与地方赋税钱粮的徵收及矿山的管理。以福建市舶司为例，宣德二年，命奉御来住代戴细保镇守福建，“仍兼领市舶”，是戴细保曾兼领市舶司，来住继之。但领市舶司并非福建镇守中官的法定职权，四月福建巡按请将市舶司属镇守太监王安，却未被应允，而是另遣内官韩涛领市舶事。又如采矿，宣德四年三月，命四川、云南镇守太监兼领，而浙江、福建则另遣内使管理等等，一系列的恶性，让皇帝大为震怒，当即表示对作恶多端的太监严惩，对于这位皇帝的心思，内阁首辅杨大人可算是琢磨透了，自从他登基后，对太监的宠爱已超过了洪武，永乐十几倍，今日在气头上才做出了这一番举动，谁知道日子一长，会有什么变故，所以这位首辅大人当即力断，以刘公公协助宁王图谋苏州城一事为借口，提出尽取沿边内臣回京，所带头目尽行革去。
这一番提议自是获得了满朝文武的赞扬，六部尚书纷纷出马表示支持，宣宗虽有些犹豫，但从各地秘查返回的锦衣卫口中得出太监的罪行比言官弹劾的还多，也怕在这么继续下去，难免引起天怒人怨，便同意了内阁的提议，让内阁尽快拿出章程来。
内阁早有准备，当日便拿出了章程来，整个章程针对坐镇中官种种弊端，进行全面革除，总体上是打击和削弱宦官势力。
其一，针对眼下官宦数目众多，内阁裁革南京内府各监局官，裁汰御马监勇士一千二百余人，又禁止内侍子弟授锦衣卫官、追夺内侍家人所得的爵位、收夺中官庄田。从政治和经济上削弱了宦官势力。
其二，针对坐镇太监日渐壮大的权势，采用除凤阳、密云守备太监符帜，凤阳守备只得管理皇陵皇城，监管高墙庶人；密云分守中官仍得听苏州总兵、巡抚节制。
其三，针对镇守中官有权过问地方司法事务，并与抚按定期录囚，却不得自行受理讼事。明代诉讼由地方里老、县府、按司、巡按御史受理，按律不得越诉。但由于镇守中官有安民防寇之责，於官民军匠间恃强凌弱、起灭词讼之事皆得预闻，因而多有直接受理讼事、径行处置者。内阁认为， “词讼起於不平，听断各有所司。比者各处镇守太监侯伯都督等官，不务固守城池，抚安军民，以尽厥职，顾恃官高，往往滥受民讼，或批发所司而嘱令枉断，或差人提取而骚扰官民，甚至视所赂之多寡而断所讼曲直，是致刑罚不中，善良被害。”因此，“请都察院移文各镇守太监等官，自后不许干预词讼，仍榜禁军民人等，果有不平，第许循序赴诉所辖官司，不得辄诉镇守官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