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漠传国玉玺、嘛哈噶喇金佛渐渐演变成了权利的象征，掌握蒙古大权就必须拥有这两样东西，但传国玉玺传到十六国时期，在冉魏灭亡的时候，东晋、燕、后秦各得到了一块，都自称是真的，其中东晋的这一块，一直传到后唐李从珂**。
后来宋朝建立后，一农民在李从珂的废墟中找到这个玉玺，献给宋。最后，到了金，然后到了元，被元顺帝带到北元，此后这尊国宝随着顺帝死去不见了踪影，所以在大漠里嘛哈噶喇佛像就成了草原上最高统治者的权力，谁拥有了它，谁便有资格做这草原之主。”
杨峥对金一笑所说并非一无所知，喇嘛教能在蒙古贵族中延续上百年，且成为权势的象征，得益于萨迦派教主八思巴的努力，南宋宝佑元年夏天，忽必烈的军队到达六盘山、临洮一带，请八思巴到军营一叙，虽然有的史书记载之前八思巴就与忽必烈见过面，但这次是八思巴第一次以教主身份会见忽必烈。忽必烈先是询问了藏族历史和萨迦班智达的情况，随后话锋一转，表示要派人去西藏摊派兵差、收取珍宝。这下八思巴急了，连忙说：“吐蕃不过是边远小地方，地狭民困，请不要摊派兵差。”八思巴再三陈请，忽必烈充耳不闻，八思巴说：“如此，吐蕃的僧人实无必要来此住坐，请放我们回家吧。”正当两人僵持不下时，忽必烈王妃察必的“枕边风”起了重要作用，她对忽必烈说，八思巴要比很多老僧在知识功德方面强许多倍，应该将他留下。
于是，忽必烈与八思巴再次会谈，问他：“你的祖先有何功业？”八思巴说：“我的先辈曾被汉地、西夏、吐蕃等地的帝王奉为上师，故威望甚高。”忽必烈不了解吐蕃的历史，就问：“吐蕃何时有王？这与佛书所说不合，必是虚妄之言。”八思巴就将吐蕃之王曾与汉地交战，吐蕃获胜，后又与汉地联姻，迎来公主与本尊神像的经过叙述一番，说佛书虽然不载，但有文书记载，查阅便知。
八思巴说的正是唐朝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的故事，于是忽必烈翻看汉地史籍，发现这些在唐书里都有记载。此后八思巴又说了些典故，经验证都是真的，于是忽必烈对八思巴佩服有加，请求他传授喜金刚灌顶藏传佛教重要仪轨之一。但八思巴又提出一个条件：“受灌顶之后，上师坐上座，要以身体礼拜，听从上师之言语，不违上师之心愿。”忽必烈哪里肯接受？察必又出来圆场：“人少的时候，上师可以坐上座。但当王子、驸马、官员、臣民聚会时，汗王坐上座。”就这样，忽必烈以八思巴为上师，奠定了后来元朝以藏传佛教为国教、设立帝师制度的基础。
八思巴应召谒见忽必烈薛禅汗，当时忽必烈夫妇及其子女以世俗人拜见上师的礼节会面八思巴，他们共二十五人先后在八思巴前受密宗灌顶。忽必烈向八思巴奉献财宝作为灌顶的供养。
四年后八思巴回藏从康区迎请那塘堪钦札巴僧格受比丘戒，完成佛教出家僧人生活中最庄严的仪式。不久，八思巴又返回上都。当时蒙古汗王对佛教、道教等不同派别的宗教，还能够比较公平地对待。所以，佛教与道教之间常发生辩论事件。为了解决此事，蒙哥汗王命忽必烈主持并判定两派优劣，
蒙古宪宗八年，蒙古大汗在上都的宫殿隆重举行了佛道辩论会，两派各参加十七人，佛教方以少林寺为首组成，八思巴以观摩者身份出席，但在辩论中道教以史记为论据驳斥佛教正统，佛教方一时无以应对，此时八思巴引用道教的论据进行阐述列举出道教方的论据自相矛盾。最终，辩论以道教一方承认自己辩论失败而告终，十七名道士削发为僧，少许道观也随之改造成佛教寺院。
两年后，忽必烈继任蒙古汗位，立即封八思巴为国师，赐玉印，任其统领所有僧众。僧人不可违背上师之法旨，要谨慎修行。对乌斯藏各教派一律尊重，无论军官、军人、达鲁花赤、金册使者等对僧人不准欺凌、摊派兵差赋税劳役等，寺庙的土地、水流、水磨等谁都不准夺占、强取。次年又赐诏文日：“普天之下，大地之上，西天佛子，化身佛陀，创制文字，护持国政，精通五明班智达八思巴帝师”。升号“帝师”，进封“大宝法王”，统领西藏十三万户。至元十三年八思巴返回西藏，由元世祖忽必烈作施主，集康藏七万僧众兴曲弥法会。自任萨迦寺第一代法王，执掌西藏政教全权，为西藏实行贵族僧侣统治之始。自此喇嘛教进入了全盛时期，八思巴亲手开过光的嘛哈噶喇金佛渐渐成为元朝权势的一个象征，每一代帝王登基时，唯有手握嘛哈噶喇金佛才算是大元的皇帝，所以终大元一朝，嘛哈噶喇金佛差不多就等同于传国玉玺了，只是这尊佛据说随着元顺帝驾崩后不知去向，杨峥着实没想到会安出现在这里，不免感到不可思议。
“这佛像从何而来？”杨峥盯着佛像问道。
一旁的金一笑尚未来得及说话，站在他身后的朱勇便抢先一步说道：“还能哪儿来的，是那脱欢派人送来的？”
杨峥楞了一下，道：“他送来的？”
朱勇点头道：“不错，这个老不死还想玩点花样？”
“玩花样？”杨峥越发好奇起来，忙问是怎么回事。
原来，三天前的一场大战非但让脱欢寄予希望的九千精锐全部被杀，就连他的儿子也战死沙场，丧子之痛，战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