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了，这么做引起的非议还是有一些，但他早就上表朝廷，建议各处山场、园林、湖池、坑冶及花果树木等件，原系民业，曾经官府采取，见有人看守及禁约者，自今听民采取，不许禁约，其看守冉外官员人等，各回原职役’。本没指望朝廷答应，但他显然是低估了年轻皇帝的心思，竟毫不犹豫的答应了，如此一来，那些再有异议的官儿，也不敢多说什么，再说了经过杨峥这一番改革，大明这两年，从安南、占人、哀牢获取的银子下少于三十万，这可是一笔巨款，对于国库空虚的大明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这也是这两年，他在安南做的一切有关经济上的改革，户部，礼部都一大力支持，这固然有皇帝、杨士奇的支持，但也不是从中获取好处的原因之一了，难的是只要杨峥推行的政策在安南、占人、哀牢继续执行的话，这份好处就源源不绝，年年都有，所以言官闹得再凶，也没什么说什么，不少官员还建议朝廷，将杨峥在安南所实行的改革，延伸推进，直接在大明的苏州、杭州、扬州、芜湖、南京、绍兴一带实施，若不是杨峥以时机尚未成熟唯由拒绝了，还真指不定在大明推广了下去，之所以还没答应，倒不是他不想，而是如他所说条件尚未成熟。
依着他的构想，要推行自己这一步，怎么说也是大权在握才行，自己这个二儿虽也算得上封疆大吏，手握大权，但所管辖的也不过是安南一府之地，并不足以掌握整个大明的动向，这也是一条鞭法在大明一时没能实施下去，直到张居正挟天子的威严，才赢得了这场税收上的改革。
事实上，一条鞭法早在宣德初年就出现，那时候江南出现的征一法，英宗正统年间江西出现的鼠尾册，英宗天顺以后东南出现的十段锦法，至成化年间浙江、广东出现的均平银，弘治年间福建出现的纲银法，都具有徭役折银向田亩转移的内容。但这些改革只是在少数地区实行。实行较早的首推赋役繁重的南直隶今江苏、安徽和上海和浙江省，其次为江西、福建、广东和广西，但这时也只限于某些府、州、县，并未普遍实行。
万历初首辅张居正执政时期，经过大规模清丈，并在全国范围推行，进展比较迅速。万历十年后，西南云贵和西北陕西等偏远地区也相继实行。但即在中原地区，有些州县一直到崇祯年间才开始实行。明世宗嘉靖三十五年，蔡克廉倡议，并在隆庆二年由刘光济在江西实行一条鞭法。这一改革由嘉靖至崇祯，前后历经百年。当时积极主张实行的，中央大吏除桂萼、张居正等人外，嘉靖间有大学士顾鼎臣、御史傅汉臣、吏部尚书霍韬；地方官吏中，嘉靖年间有江南巡抚欧阳必进、应天巡抚欧阳铎、苏州知府王仪、江西巡抚蔡克廉、广东巡抚潘季驯等，而以历任广东、南直隶、浙江等省高级地方官的庞尚鹏，历任应天、江西巡抚的周如斗，以及隆庆间江西巡抚刘克济、应天巡抚海瑞、凤阳巡抚王宗沐等人推行尤力。但总的看来支持与反对的意见都很多：支持者以为一条鞭法负担公平、舞弊困难、税额确定、征输便利；反对者认为负担不平、无普遍适用性、征银于农不利、容易侵吞等。因此，”一条鞭法”改革历经百年，此期仍屡兴屡废，”至万历九年乃尽行之”。由于首辅张居正的大力推动，”一条鞭法”才得以通行全国，成为稳定的制度。可见其阻力之大，眼下他自问还没这个能力，这一点他有自知之明，因此也不敢贸然答应。
于税收上他比较谨慎，但在商业上他可就显得大刀阔斧得许多，他利用这两年的时间，除了应付黎利外，倒也对安南大大小小的产业进行了考察，安南总体来说，受中原影响颇深，在商业上也差不多，可以说看到了安南的商业基本上能看到的大明全貌。
这一点通过这两年多的考察上就可以看得出来，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私营工业占据了生产的决大部分比例，官营工业基本上无法与之相比。当时整个社会呈现的景象是民间的工业不断壮大，而官营工业不断萎缩。
安南虽战乱不断，但商业却屡屡兴盛，按民间的丝织能力，即使在安南官手工业最盛的时候，也是超过官织染局。这种历代也包括安南征课绢帛作为赋税的情况就可看出。而到了黎利后期，民间机户有了发展，即使不计农村副业，单机户的生产，也逐渐超过官织染局了。
……皇朝所需丝织也早就在向民间市买了，这一点如与大明极为相似，福建、江西、湖广等处岁造缎匹不足，即“委官赍银”，到南京、苏州市买，以至“价值太高”。大约市买相当普遍，所以朝廷下令各司府织染衙门，“不许另科银价，转往别处织买缎匹”。
“官织染局除本身征役的工匠外，还常雇工织造。……南京是丝织重镇，但官局的工匠仍是不如民间好，所以要“出备工匠，雇觅在京高手”。……官局的雇工，不仅说明民间机户的大量存在和手艺精巧，也反映原来的户籍制度已在瓦解。”
这种局面有多少，大明杨峥没有做过调查，自是不知道，不过安南他却是一清二楚，总的看来，在安南这一亩三分地上，民间机户至少也有官局工匠的一倍，差不多有三千多人。这个数字对大明来说，算不了什么，可对于安南来说，着实不小。
而在丝织工业，尽管事实很清楚，民间远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