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瞒奉直，其实自做盐以来也经过了不少的商户，前次在酒桌上听一位南直来的客商说过两淮历年积压未付的盐引总计有近两百万了吧。”
“去年的数字是二百六十万引。”常在京中任官，虽然刑部并不管理盐政，但扯皮的事情听得多了，对于经济数字叶老爷也能张口就来。
“不过以学生愚见，就算是二百六十万之数，舍去三年时间也能抵足此数了吧。”
此时两淮一年的盐额为九十万引，户部太仓以此为据收取余盐银，但因为盐政废弛盐丁逃亡甚多，还有私盐的冲击，导致淮盐产量不足以抵偿每年九十万引的引票发行量，这就造成了历年旧引的积压。盐政改革的思路其实就是双管齐下，一边是要改善盐丁待遇，让盐丁回流或是招募新的盐丁恢复生产，一边则是要通过政策逐年将拖欠旧引全部予以兑换。照王星平所言，一年九十万引，即便是二百六十引，只要用三年时间全部用以兑换旧引也就能够完兑了。
“善财难舍啊，三年的余盐银子就是一百八十万两，全国的正税一年才多少。”
叶联芳这话倒也不错，九十万引盐票，一年解送到户部太仓的余盐银子就是六十万两，若是全用旧引，那就是白做一年，盐司和户部一文钱也落不下来，京中各部靠朝廷俸禄吃饭的小吏自己就要先打起来。
当然王星平也不过只是一说，按照他的理解，大明朝廷发行专卖盐引，不过是政府公债的一种，朝廷预收的余盐银，等于是向内商借款。可是随着国家财计的不足，朝廷也就逐渐把‘借’变成了‘征’，把可以商量的经济行为变成了商人的义务和负担。为了确保余盐银的足额征收，盐司对小户内商也会施以严苛的刑罚，实际上这内商也就如被官府编入了黄册一般，兑换盐引形同服役，如此一来，不光盐丁逃亡，近些年连内商也跟着逃亡了起来，到了现下的光景盐法已是到了不改不行的地步了。
“听说这回袁郎中的法子是将两淮盐商分作十纲？”商场上的传言虽然是捕风捉影，但也有比官府还要跑得快些的。
“已经是袁观察了，不过天成的消息还是没错。”
袁世振因为盐政改革之事受户部尚书李汝华看重，已被耀升为疏理两淮盐法道山东按察司副使，而如今的这份邸抄的内容正是他赴任扬州之后的手笔。他到任之后便先为众商设为纲法，遵照盐院红字薄，将大商挨资顺序分为十纲并刊定一册。
而其中每年专以一纲行旧引，九纲行新引。按照袁世振的意思，轮到行旧引的商家只收旧引本息，而不会有新引的各项政策麻烦，所以行旧引的一纲每年定额便是二十万引。行新引的，则避免了新旧引套搭之害，但因为要循序渐进，九纲新引总计行销是四十八万引。如此便可新旧之间两不相涉各得其利。
至于说这位袁观察是如何让囤户们甘愿依从，则还是在于这套办法后面的背书。
‘此十字纲册，自今刊定以后，即留与众商永永百年，据为窝本，每年照册上旧数，派行新引。其册上无名者，又谁得钻入而与之争骛哉!’
永永百年四字等于确认了各家囤户对于盐市的垄断地位，自此以后纲册上的盐商便相当于世袭垄断了两淮的盐市，这样的交换条件得到囤户们的支持也就可以理解了，当然对于朝廷而言，为了挽救盐政这也不失为是一个权宜的法子。
叶联芳复又解释道：“只是淮南，淮北的条承尚未出来，不过想来也应是和淮南情形不会差上太多。”
王星平心头默算，暗道此话不错，照扬州那边的消息，淮南新设的十纲一年新旧引加在一起是六十八万引，这与旧年淮南盐引的定额一样，想来如果今年再行淮北纲法，总额也应是在二十二万引，则每年两淮九十万引的盐额不变，其实便是分作十年将旧引逐步消化。
而囤户们唯一的损失便只是过去获取的暴利，但有了官府的背书，以后几家垄断便可以名正言顺的打击其他新兴的竞争对手，从某种意义而言，如果以后官府约束不严，盐商为了维护垄断利益自建团练都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按照此时通行的说法，虽然袁世振在上书中说私盐已经占到市面的五分之四有些危言耸听，但私盐实际的销量比官盐多出一半倒是差不太多的，此例一开，恐怕救得了一时之急，长此以往还是又要有个尾大不掉之患，不过那也就不是现在的朝堂诸公需要忧虑的事情了。王星平记得昔年李鸿章曾言宰相是裱糊匠，现在看来哪朝哪代都差不多。
“天成手中的盐引不少吧？接下来有何打算？”叶联芳的问话将王星平从思绪中拉了出来。
这些日子零碎收的加上在遵义时陈黉生折变给王星平的盐引，又有到了合江和重庆后陆续买的总计也在两三千引了，起先在贵州遇到的都是边商，又赶上贵州用兵市面上多出来不少开中的盐引，边商们为了变现引价自然便宜。但入川之后所售卖的盐引便零碎起来，除了在遵义得的，其他的数量都不算多。
王星平也并未思索太久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