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在利益面前往往显的卑微、渺小。感叹着入错行的企业工人们苟且的生活着；国有垄断企业的人们却享受着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福利，邮电局的退休人员，子女还能进邮电局就业；机关事业单位的人再不济，也能混一肚子好下水。
新华区吃不上饭的工人越来越多，江北区的豪华饭店一家接着一家开业。分配到纺织厂的本地大专院校毕业生，前脚刚庆祝完自己终于步入社会，可以挣工资养活父母双亲了，后脚就现厂子搞职工入股，没挣钱之前自己要先交钱。
都说贼不走空，但是见到新华区只有上着两三把锁的破自行车可偷，也只好扫兴的平平安安回家去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机关单位家属楼的小房成了盗贼光顾的重灾区，豪华摩托、名烟名酒、各式瓷器摆件一夜搬空了。白天，江北分局的同志和辖区派出所的同志全员出动，挨家挨户做着笔录，有些聪明的人没敢把自己家丢的东西都报出来。但还有些家属跋扈管了，我家丢了什么什么值钱东西，你们必须什么什么时间破案之类的话，听的一些老公安不住笑。
一些目光短浅之人顾不得家丑不可外扬的道理，把一些不敢跟纪委同志聊的话题一股脑倒给了公安同志。江北分局的局长拿着这些笔录汇报给了袁芳。袁芳看后哭笑不得，但又不得不重视，毕竟丢东西的除了普通干部家庭，还有一些自己也不愿得罪的重要干部家庭。
江北的警力有限，就算每晚多去各机关单位的住宅楼前转两圈，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更何况很多基层干警很厌烦这种去给贪官看家护院的活儿，总是象征性的溜一圈，意思一下就走了。贼们就像和公安人员打起了游击，机关单位的家属院刚消停两天，市公安局家属院的小房被一夜之间撬了个遍。
江北的贼盗之事最终还是不胫而走了，有人听了拍手称快，有人听了一笑了之，还有人兴高采烈的当做谈资，与亲朋好友分享着这一奇事。一时间，防盗门的生意火了起来，有点儿手艺的人，都争相从事着防盗门的安装买卖。
新阳正处在一个展的瓶颈期，市政府亟待一个稳定、安全的社会投资环境，袁芳顶着压力给各分局布置了任务，但要求的不是破案率，而是报案数。
自行车丢了就别报案了，报了也找不到，还耽误你时间；钱包丢了就别报案了，找到了也最多只是钱包，钱是肯定找不回来的；家里的贵重物品丢了？大额现金丢了？有票么？能说清楚哪儿来的么？没有？说不清？那就别报案了，省的给自己惹麻烦……
你好我好大家好，通过数据，我们又得到了一片安宁。防盗门并没有降低窃贼的工作热情，反而有了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味道。防盗门的解锁技术很快就在一些有组织的盗窃团伙里普及了，如获至宝的窃贼们不再晚上行动了，他们白天打起了一些富贵人家的主意。一时间，保险柜又开始热销了。
如果捞偏门可以养活自己甚至家致富，那么谁还愿意面朝黄土背朝天？如果吃拿卡要可以工作省时省力还好处多多，谁又会坚持原则公事公办？各行各业、各色人等有着不同的yù_wàng和诉求。底层的人无非就是想吃饱穿暖，孩子有学上，老人病了有药吃；有些小身份的人无非就是想人前显贵，人后不累，吃喝拉撒有人跑腿；官员与富商相互结交，共谋着远大前程，在他们的蓝图里，有着让底层人如何增加收入的内容，生活水平如何提高的内容，生活环境更加优越的内容……
大庆似乎正游离在这三界之外，他人后有着新阳最富有的民营企业主的身份，人前就是人民的忠实卫士，用着朴实的农民思维，培养着防卫与进攻相融合的潜意识，在单位为了工作绞尽脑汁，回了家享着这个时代人不敢想象的齐人之福。
大庆自从家里的事情处理的有些条理之后，面对单位的棘手人事问题，也显得从容了很多。新华区有五个派出所，大庆只是代理局长，干预不动所长的任命，只好打起了副所长的主意。大庆主持工作三个月之后，五个派出所的第一副所长都换成了他的嫡系，工作自此才有条理了很多。
新阳市的老国企已经无力再消化待业青年了，企业自主权越来越大的的厂长经理们也不再把这个任务看的很重。开区的新企业不断上马之后，一些从老国企出来，但年龄在四十岁以下的待业者有了重新找工作的机会。
新阳市也给出了很多第三产业的优惠政策，餐饮娱乐等场所如雨后春笋般不断开业了。个体户早就不是什么羞于见人的身份，能够在马路边摆个烟摊儿，走街串巷卖卖山货，自由市场上修修旧家电……都是一份不错的营生。有些积蓄的家庭开个小商店，代理个日用小商品，卖卖五金土产，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富足了起来。都说老天爷饿不死瞎眼的家雀儿，越来越好的政策也给了人们勤劳致富的机会，整个新阳仿佛又和谐了起来。
时光飞快，日子一转眼已是一九九八年，新阳的经济增以前所未有的幅度增长着，新阳开区已经落户了二十八家大型企业，放眼全省，新阳已经成为了东湖名副其实的经济中心。
跟大好的经济形势相反的是，大庆的局长位子越做越不稳当了，以纺织厂为的一批技术能力较为落后的企业，真正的走到了命运的十字路口，破产转制、下岗、再就业成了新华区企业职工们挂在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