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八年正月十五，北京。
往年到上元节，京城分外热闹，各家燃放烟花爆竹，商户们张灯结彩，将这座城市装扮的繁花似锦。
元宵之夜，城内更是热闹，三街六市，游人如织，官宦仕女，猜灯谜，逛庙会，从承天门到崇文门，整个京城皆是人人头攒动。
实际上，京师每年都有人在元宵夜被人群活活踩死。
然而崇祯十八年的元宵节，居住京城的百姓却是在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中度过的。
何止是冷清凄惨，简直就是死寂。
自从去年十一月，运河断绝，南北不通后，京城便一步步陷入绝境。
十一月初，也就是昌平之战开始时，崇祯皇帝便下令将皇庄内存储的粮食全部投放市场，抑制不断上扬的粮价。
然对于人口百万的北京，朱由检手中那点粮食只能算是杯水车薪，四万石小麦进入市场便如泥牛入海。
粮价一路飙升，而且还是有价无市。
明清战事告一段落，朱由检便将一部分精力放在京城粮食上，希望能通过各种调控，解决粮食问题。毕竟北京是他的基本盘，维系这个基本盘代价高昂，然而还是要坚持下去。
事与愿违，到崇祯十七年十二月底，京城黑市上，大米价钱已经被炒到十两一石，是一个月前的五倍。
最坑爹的是，买家花了大把银子买回来的要么是陈米，要么是从临清抢运回来的浸水米。
除了粮食，肉类，布匹，茶叶之类的物资更是奇缺，即使有钱也根本买不到。
顺军攻略运河，抢夺漕船，可谓是釜底抽薪，将京畿地区数百万人逼入绝境。
当然，刘芳亮会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惨重代价，他和他的远房亲戚刘泽清，都已经被崇祯皇帝列入黑名单，将来若能生擒，便交由镇抚司大刑伺候。
可以想象，如果不是朱由检力挽狂澜，崇祯十七年的北直隶，数十万饥民中冒出几个李自成张献忠之类的枭雄，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局势已然动荡，毁灭源自内部。
尽管皇上令锦衣卫严厉打击投机倒把囤积居奇，尽管高文彩率领番子们连杀了十多名奸商，仍无法阻挡日益猖獗的黑市贸易。
市场的力量是巨大的，朱由检不是经济学家，当然不能领会到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巨大威力。
他曾经天真的以为，灭掉晋商便能一劳永逸，彻底解决市场问题，现在看来，只要还存在价格洼地，还存在利润空间，便会有更多的，比晋商更无耻，更血腥的楚商，粤商，鲁商冒出来。
马克思的《资本论》是需要好好读一读了，然而朱由检却没这个机会。
资本用血腥来向崇祯皇帝证明，资本的力量是无限的，这种力量，可以推动人类登上月球，可以推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当然也可以让英国人远涉重洋来中国卖鸦片。
资本恐怖如斯，在它面前，崇祯皇帝的几道诏令，显得多么苍白无力。
这是时代的趋势，无论是是否愿意，它都将降临。
实际上，明代中晚期后，中国商品经济已然繁荣，资本主义萌芽，由南向北蔓延，大有燎原之势。
若不是后来建奴入侵，八旗南下，生生将其斩断，十七世纪的华夏将会何去何从，是否还会被西方吊打，还很难说清。
实际上，明末商人地位，较之明初洪武年间，已有了很大提升。
中央政府自秦汉便开始推行的重农抑商政策，以及由此之上形成的社会风气，到这时候，已有土崩瓦解之趋势。
此时的邻国日本，与大明颇为相似，同时期的日本江户，商品经济空前繁荣，德川幕府统治初期，便产生浓厚的资本主义萌芽，商人势力渐渐超过武士阶层，社会结构开始发生变化。
因为没有出现像明国那样的蛮族入侵，加之岛国政治稳定，于是乎就产生了后来著名的明治维新。
当然，原本历史位面已经被穿越者改变，当明国京师百姓在为粮食发愁时，岛国日本战火连绵，江户发生人相食，至于明治维新什么的，大概率上是不可能再发生了。
为保证百姓基本生活，维护基本盘稳定，自崇祯十八年正月初一，京城开始实行计划经济政策，或说是战时经济政策，期限暂定为一年。
这与前苏联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实行的新经济政策颇为相似。
简单来说，便是严格限制消费，取消商品流通，一切需求全靠朝廷计划。
即所谓计划主义经济。
每月月初，京师百姓凭借个人有效证件，前往潭柘寺，崇文门等处前领取本月所需物资。
大致包括，三十斤大米，三两盐巴，二两茶叶，三钱黄糖，四斤煤，一斤猪油。
药品生铁之类军需品，需要有保长或里正开据证明，方可领取。
战事经济政策，对于过惯富足生活的京城百姓来说，很难适应，不过却廷合崇祯皇帝胃口，朱由检身上具备与他身份完全不同的英格兰清教徒气质。通俗点说，他对自己非常抠门。
日子虽然拮据，好歹也能过活，至少比城外那些流民要好，密云之战后，又有不少流民涌向京城，然朱由检已无力接纳他们，让中卫军，藩王军凑了些破旧棉絮，发给他们。
又在辰时，午时，亥时，给流民施舍些米粥，这几日天气转冷，每天晚上不少流民被活活冻死。
这是大明最苦难的时代，朱由检每天只喝一碗小米粥，与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