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四维与众人互望了几眼，俯首道：“皇上，张府尹所奏确是实情，如今海宇宁谧，足称治平，然征敛无艺，政令乖舛，中外嚣然，丧其乐生之心。诚宜及时荡涤烦苛，弘敷惠泽，俾四海烝黎，咸戴帝德，此固人心培国脉之要术也。”
万历眉头一皱，张四维这话的意思，已经从张国彦减免商税的请求上升到朝廷的大政方针上来了。真是想不到啊，看来张四维也打算拿这事情做文章。
“嗯嗯，张阁老所言甚是，那你两位呢？”万历点点头，又向申时行与张学颜发问。这二人却似乎没有思想准备，犹豫了好一会，才先后道：“臣附议。”
每年为了征缴税赋，大明各地不知道要闹出多少事端，这点子采办摊派致使几个商户受损，根本就算不得什么。所以两人对于张国彦所提的减税建议并不怎么看重，即使皇上见召，也只打算跟着来附和一下，将这事情早早定下来即可。但张四维刚才这番话，却明显另有所指，两人心中都一下警觉起来，但这时候情况尚不明朗，也只好先看看再说。
“如此看来，张京尹的奏请确实是利国利民啊，朕当欣然从之。”万历笑着对张国彦道。
“皇上圣明。”几人见皇帝答应得如此爽利，赶紧将马屁及时奉上。看来事情可以顺利解决了，这样也不错。
“只是不知这杂派钱粮若是通通免去，相关支用又从何而来呢。”
张国彦对此早有计较，忙道：“皇上，这几年本地存留税粮颇足，酌量催徵并以库贮银两抵补即可。”
“嗯，那这存留又是从何而来啊。”
“这~”张国彦一愣，只好回道：“皆为历年的正赋所余。”
“正赋与商税，难道不都是取自朕的子民？无非一者来自小农，一者来自商贾。张卿，奈何要厚此薄彼呢？”
张国彦一听这话，忙道：“皇上，杂派钱粮摊诸田亩，则每亩不过增数文，小民尚可支撑。如今大小诸司物料，取具本府印票出买，而铺户凭票兑钞，往往其价但半给。现铺行之役日繁，诛索无止，于京师商贾尤重，常有资财告罄、家破人亡者。皇上如天之仁，还请体恤商人之苦。”
听着张国彦的解释，万历心中不免叹息，张国彦说的并不算错，但原本历史上大明的灭亡，就亡在这并不算错的解决之道上。什么费用都往土地上摊，今天加一块板砖，明天添一根稻草，最终的结果就是整个社会的重负都被压在了农民的身上，造成严重的失衡直至倾覆。
而张国彦的话里，还道出了另一个关键症结——腐败。腐败程度越高，会导致同样的征缴，民众负担越重，同样的开销，产生的效用越低，并最终形成恶性循环。
华夏历朝历代的中后期，腐败问题都很严重，而此时的西方社会，同样腐朽不堪。万历也想不出什么好法子能够一下就根治这个人性的顽疾，但他深知明代官吏的腐败问题，很大的程度上是源于其不合理的行政制度，只能寄望于日后，通过逐步调整政策来减轻腐败的严重程度。
万历道：“张卿，京师之地，有多少行商坐贾？”
“启禀皇上，在册铺行共计约八万家，至于行商之数，却是不好计算，想必不下于十万之众。”这个问题万历几天前就发落下来了，张国彦事先还是做了些准备，此刻皇上再一提起，马上就回答出来。
万历点点头，取出两本书册，递给张国彦，道：“你且看看，朝廷一年之中，到底征缴了多少商税。”
张国彦忙起身接过，见是几本《万历会计录》，分别记录了隆庆六年大明官府一年的各种杂项收入，工商税赋也包括在其中。
张国彦在那急急翻看了好一阵都没有下文，万历不紧不慢地道：“张卿，要不要请大司农来指点一二啊。”
张学颜一听提到自己，心头不免发虚，他很清楚，大明每年征缴的商税微乎其微，京师的商人就算负担重一些，平均下来也是很轻的。而且商税属于杂项，涉及包括宫中在内很多部门的利益，真正能落入户部口袋的就更少了，所以他并不在意张国彦关于奏免部分商税的请求，这点钱本就无关大局，反而容易生出事端，倒不如免了的好。
但此时此刻，他却是后悔起来，怎么一开始没把这问题给想透彻些呢。屎不臭，挑起来可就臭了，张国彦这回肯定讨不了好，千万别连累到自己。
一旁的张四维也觉出不对头来，皇上对于各地请求宽免的奏报处置一向都是来者不拒，而张国彦的为人他是很清楚的，办事很靠谱，所奏必然是有理有据，所以他才会说出那一番上纲上线的话来，想要借此将矛头引向朝廷的大政，为自己日后施展宏图大计做一番预演。
没想到皇上随便取出几本书，就把张国彦给难住了，张四维心中不免焦急起来，暗骂这张国彦真是不成器，几句话就给问住了。自己起先说得那些话，眼下看来实在是太不适当了。
张国彦这会儿哪管得了别人怎么想，《会计录》里那些记录到一毫一厘的数字看得他头昏眼花，但他并没有在京师所征缴的工商税费中找出一个了不得的大数字，估计加起来也就那么多。他渐渐明白了皇上的意思，在皇上看来，工商税一点也不多，那么自己所奏的问题就肯定有夸大的嫌疑。
想到这，张国彦忙辩解道：“皇上，工商之税，原有定额。如今或以加纳军士粮赏为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