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指轻轻地敲击着桌面，仿佛那有一个隐形的键盘。
“哎，这个时候要是能有根烟抽抽就好了。”万历不无遗憾地想着。其实此时烟草已经传入了大明，万历偶尔能从身边的一些太监头子身上闻到烟草的味道。但他如今这具年轻的躯体已经没有烟瘾，也就克制住没再把抽烟给捡起来。
这阵子需要思考事情太多，处理张居正的致仕问题也让他觉得精神压力挺大，他才会又想着要来一根。
想想还是算啦，身体重要。万历舔了舔嘴唇，觉得日后发明个水烟壶出来倒是不错，把烟草搞成和食盐一样的专卖也应该可行。
至于眼下，前几个新法尚处在完善阶段，一时之间估计也无法用良好的社会反响来堵住那些意识保守的大臣们的嘴。而自己下一步最想推出的知识，就是基于阿拉伯数字的数学运算法则。
但数学在中国古代历来是很敏感的学科，人们很早就隐约意识到可以通过“数”来推演事物的发展变化趋势，古代天人合一、天人感应之类理论思想中，都包含了这方面的认识。天象、运数之类是不能随意揣度的，民间私人妄自预测天机很容易引来杀身之祸。
所以历代官方推出的算学书籍往往就是鸡兔同笼这样的水准，以满足日常基本的生产生活需要为限度，再不会进一步加深。
当一个人饱读诗书，功成名就之后再在闲暇之余，把研究数学问题当做个人爱好来继续深入时，僵化的思维模式又使得这些人很难跳出传统理论的逻辑圈子，通过数学感悟出宇宙的真谛。这无疑需要一个长期的探索积累过程，以古代的华夏传统社会意识大环境，显然无法做到这一点。
数学是抽象思维的基本方法，但如果不和具体的学科研究相互配套相互验证，光靠纯数学理论的进步是无法对社会产生有效推动作用的。就比如明代此时很多人的数学研究已达到了很高深的水平，但这些人也无法光凭数学方面的建树就意识到那些阴阳五行之类的宇宙理论存在问题。
所以万历觉得数学知识的普及，必须建立在学会如何在生产科研中运用数学理论的基础之上。这其中最重要的概念，就是如何将量变有效的量化，如同后世的模拟信号转变为数字信号，如果真正做到了这一点，那么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也就自然而然从感性转变为理性了。这个过程需要小心推进，厚积薄发。过于急切的话，只怕得到的不会是纳头就拜，反而是群起而攻之。
要不先把这些系统性的知识放在一边，多搞一些小发明？
搞些抽水马桶、高压锅、望远镜之类的小发明，倒是个可以随意发挥的好方向，但万历还是否决了这个思路，目前拿出这些东西，明显无法产生自己所预期的社会效应，暂时还不是时候。
“还是应该从当前的实际需要着手。”万历提示自己，那么目前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无疑是人的问题。
拉拢内阁阁老，稳定朝堂局面，建立自己的基本班底，结束这种靠自己一个人单枪匹马赤膊上阵的窘境。如果可能，还应该尽快把枪杆子牢牢抓在手里。
想到这，不断敲击桌面的手指停了下来。万历取出纸笔，开始拟定下一步的行动刚要。
按照古典的华夏政治思维体系，帝王行王、霸之道，除了儒家所提出的仁者无敌的“王道”，实际上面对即将到来的大争之世，帝王之道应该包含更多的法家思想，既所谓的“霸道”，强调“法术势”。
古典华夏文化中，礼代表一种社会秩序，儒、法两家同出此源，是维护”礼“的不同方式，各有侧重。后世儒家虽一门独大，但历代儒者往往都是从臣属的视角去思考问题，儒家思想也便慢慢演变成一门职业经理人的学问。
而且这些儒门臣僚还一直把持着对帝王后代的教育，将一部部职业经理人从业丛书当成不可逾越的最高准则，源源不断地灌输给未来的董事长。使得历朝皇位继任者往往都弄不明白自己真正的职责所在。
不过这样做也有一定的好处，那就是君臣之间在思想上容易达成共识，有利于保持朝堂上的和谐局面。
而且封建社会的君权天授、帝王独裁体制，也使得这种明显存在缺陷的模式成为了唯一具有可行性的选择。不然只要冒出个疯狂点，傻帽点的皇帝，大臣们的日子更加会过不下去，泱泱大国也能几下就被折腾散架。
万历当然清楚自己既不疯也不傻，顶多就是宅了点儿。自己既然已经明确了目标，那方向就不能再让司机去自行把控。
不过，就这么去硬抢方向盘肯定是不行的。他也很清楚自己如今根本就做不到出口成宪，言出法随的地步。作为一名穿越者，他更习惯于按照后世的思维去解读他自己的“法术势”。
也就是后世人人耳熟能详的那几句话：尊重客观规律，讲求实事求是，制定合理方案，采取有效措施，争取有利形势，夺取最后胜利。
于是到了下午，万历便将司礼监的几名大珰全数叫来了乾清宫，当场口述了一道旨意：元辅张居正返乡静养期间，暂由内阁次辅张四维代行首辅职责，张四维、申时行各加虚衔一级，各荫一子锦衣卫世袭百户，各赐蟒袍一袭，金银若干。
一听万岁爷的这道旨意，冯保心中就是一紧，很想跳出来说几句，但暗自思索了一阵，却又实在是找不出什么充足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