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阳之战，刘秀以万余人，大败王莽的四十余万军队。他又是怎么获胜的？”
“当其时也，昆阳被围，城内守卒只有**千人。刘秀带十三骑突围出城，赴定陵、郾县等地调集援兵。说服了不愿出军的诸将，得到步骑万余人，返回驰援昆阳。及战，刘秀又亲自率领千余骑为前锋，反复冲杀，斩敌千余。昆阳城中士气大振，乃里应外合，王莽军大乱，只淹死在水中的就有万余人。一战功成。”
“浅水原之战，李世民用弱势部队败敌十余万，又是如何获胜的？”
“当其时也，敌擅野战。李世民乃先固守城池，耗敌士气，待敌粮草不足，士气低落之时，抓住战机，接连遣出两支人马，在城外筑营。以此为饵，吸引敌人分兵，分别围攻。便在战至酣时，他突然打开城门，也是亲自率数千骑突袭而出，与外边两营呼应，遂大败强敌，一战功成。”
结合这四个战例，邓舍作出了总结：
“曹操、项羽、刘秀、李世民，此四人者，虽然当时面临的敌情各有不同，但是所以都能够取得以少胜多，以弱克强的辉煌战绩，深究其本，以我看来，却也是有共同之处的。有四个共同的原因。
“一则，即为‘守如山’。虽处其弱，气势不落；虽处下风，稳扎稳打。不气馁，有耐心。不急战，也不惧战。
“二则，即为‘攻如火’，守到战机来到时，便即果断出军。当其不战之时，静如处子。当其骤然果断出军之时，动如脱兔。
“‘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说的就是这样的人呀！
“三则，此四人皆敢轻身冒险。当战机来临的时候，他们都是亲自率领军队，或弱军以临强敌，而孤军深入敌后。没有一个胆怯的，更没有一个犹豫不决的。不敢冒险，岂能成就非常之功？干大事不可惜身！
“但同时，其四，他们的冒险却也不是贸然而为之，而是在把握住有利的战机之后。‘谋定而后动’，说的也就是这样的人呀！
“他们能守，善攻，有谋，当战机来时，不狐疑，敢决断。有了这四条的原因，又怎么能够不获胜呢？”
洪继勋深表赞同。邓舍接着又说道：“在这四个原因之外，却又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用来攻击、或反击敌人的部队，多数都是骑兵。
“换句话，也就是：如果说前四条原因是他们所以能够获胜的主观原因的话，那么这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所以能够获胜的客观原因。
“只是能守，只是能攻，只是不狐疑，只是敢决断，只是能抓住战机，都还不够。还必须要在战机来临的时候，在果断作出决策之后，手头上有一支可以做出快反应的部队，及时出现在战场之上。非如此，不能取胜。而这支部队，又非是骑兵不可。只有骑兵，才能攻如火。”
洪继勋闻听之后，当场拜服，三拜而再起，说道：“主公明察秋毫，洞悉其实。此次若察罕再来侵犯，则我这一回的益都之战，必获胜矣！”
对这一万六千人的骑兵部队，邓舍寄以厚望。
他打算，若是察罕果然来犯，便视当时的战况，或用一支骑兵抄敌后路、断其粮道；或就把全部的骑兵集中使用，用来在关键的时刻调动敌人，等敌人露出破绽，便就全力以赴，猛攻其之一点。以点带面，大溃敌军。
转回现在，洪继勋立在地图边儿上，说道：“整体的布局，便是如此。”
前线有精锐步卒固守城池，侧翼有智勇上将以为呼应，而后方有水6两军保证安稳。中间为益都枢纽总镇。步卒可守城，骑兵可反攻。总共加在一处，益都可用来布防的军马有七八万人上下。虽说其中精锐只有五万来人，但是只要用之得当，又从上次的战中已经吸取教训，邓舍有自信，足可挡察罕十万军。
只不过，两军交战，没有算无遗策的。
察罕虽决定了投靠蒙元皇太子，以此来彻底地稳固后方，但是却没想到邓舍与孛罗已经签订盟约。而反过来，海东也是如此。邓舍虽然想到了与孛罗签订盟约，但是却没想到察罕打算鼓动南韩作乱。两强交锋，各自殚精竭虑，无所不用其极，但是究竟谁能获胜？现下却还分辨不出。
正在与洪继勋重又议论海东行院的这份备战方略，忽然门外有侍卫来报：“海东有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