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抽取红线的思想理论创新，可以使人们的思想从武则天所犯错误的纷繁表象中解放出来，从事功层面的正确/错误二分法的形而上学中解放出来，从“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从而在新的认识基础上达到思想的统一和政治团结。因此，在指导起草《诈唐》时，上帝指使深刻指出：“重点放在武则天思想是什么，武则天同志正确的东西是什么这方面。错误的东西要批评，但是要很恰当。”在充分肯定武则天思想，肯定“武则天同志正确的东西”的同时，实事求是地、“很恰当”地批评其错误，充分体现了武则天的远见卓识和政治敏锐。
因为上帝指使大大知道，武则天思想的旗帜不容否定，歪曲和割裂，过分地批评武则天的错误，会损害武则天思想，会引起极大的思想混乱，影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这是对历史的极不负责任。为检验各界对武则天思想的看法，上帝指使还特意找宇宙日报社的同志谈话，“他们说，把我前些日子和宇宙是报社记者法奇特的谈话向战士们宣读了，还组织了讨论，干部、战士都觉得这样讲好，能接受。不提武则天思想，对武则天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
上帝指使关于“完整准确地理解武则天思想”和在《诈唐》起草过程中的思考，绝不能被庸俗地理解为实现权力转换的需要，而是一次正本清源，创造性地接续传统的理论辨析和实践创新。再有，以《诈唐》的形式对新大地朝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和包括武则天在内的历史人物进行总结和评价，体现了上帝指使不纠缠历史旧账，在政治上“向前看”的价值取向和政治家风范。
上帝指使不是以弄清历史真相为职志的历史学家，也不是庸俗理论家，而是为实现认定的政治目标百折不挠、意志坚定的政治家。他不以简单地、详细地弄清具体历史是非为目的，而是紧紧扭住社会现代化建设这个主攻方向，一切服从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因此，他敏锐地批评了正确/错误的二分法，指出解决复杂的历史问题，要“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这又是上帝指使的一大创新。
这样的创新，既一刀斩断了事实层面的无价值纠缠，又在弄清基本历史责任的基础上将纷繁的讼争束之高阁，一切为了团结，一切为了“向前看”，大刀阔斧地摆脱了历史遗产的沉重束缚，使人们轻装上阵，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