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秋，已过而立之年的毛**写下这句脍炙人口的诗句：“粪土当年万户侯。”
显示了这位农家少年睥睨权贵的傲气和坚持一生的“造反有理”的信念。倘若从经济史的角度来看，将万户侯们等同于粪土，还是大大抬举了他们。
有明一代，江南田地仅占全国6％强，而税粮却占全国1/5以上。正是因为粪肥加工技术的发达而令江南的农业开发独步天下。如果没有江南的粪土，就没有源源不断运到北京和各地的漕粮，也就没有那些脑满肠肥的权贵。这些酒囊饭袋、行尸走肉的万户侯，哪里比得上支撑帝国大厦基础的粪土！
古代可没有什么化肥一说，土地耕种三五年之后，则肥力减退，作物收成就要下降，这个道路很多人都懂。因此劳动人民往往只能采取休耕、轮耕等简单的方式来让土地慢慢的恢复肥力，或者种三年两季，或麦粟一季后种一季豆类。
在长期的耕种中，农民发现耕种靠人类粪便、河塘淤泥、沥腐植物茎叶、草木灰、可沥腐性垃圾、村沟污水以及花生豆麸等为肥料可以提高亩产量，到了明末清初之后，堆肥的技术才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宋末农书《种艺必用》说：“地久耕则耗”。
陈旉《农书》说：“土敝则草木不长，气衰则生物不遂。凡田种三五年，其力已乏”。
采用休耕的方式让土地恢复肥力，太过简单落后，也大大影响收成。因此百姓也早就发现了施肥以保持土地肥力，早有人总结过，人畜之粪与灶灰脚泥，无用也，一入田地，便将化为布帛菽粟。
只是唐人对于人畜之粪的利用还太简单，一般只会最简单的沤粪。这样的沤粪虽然也能有肥力，但转化率还是太低。
比如同是一堆猪粪，管理得法，效力就大，不得法，效力就小，甚至全无。
粪肥是不能直接施用的，不然有时还会反伤害到庄稼，容易烧苗等。唐人沤粪堆肥，也正是让粪腐熟，防止烧苗烧根。
随着时代的变迁，粪肥也经历了不同的发展历程：“蒸粪法”“煨粪法”“窖粪法”到“煮粪法”。
粪肥的加工工艺并不复杂，主要分为北方和南方粪肥。
北方粪肥的制作流程为：秋天把玉米秸杆切成小段，再按上下顺序呈经纬状堆为一垛，往上泼浇粪尿水，必须达到使其长时间的浸泡即发沤的效果，然后令其发酵，也可加入烧完后的富含钾肥的草木灰或木炭，到来年春季即会沤干成小块小块灰黑色的肥料或带有水质的灰黑色的肥料水，此即粪肥；亦可用麦草垛来制作粪肥。在粪肥制作过程中往秸杆垛里总会随时添加其他植物的茎、蔓、叶或打扫庭院所撮起的枯树枝条等。
南方粪肥的制作程序为：邑城与各圩镇，旧日由四郊农民于夜间挑桶进城，到各户收粪便，俗称“尿倒”。以单车挂桶搬运粪便，并逐步代替了担粪方式，主要是运输工具的改善。
此外，还有一种拾猪屎。
相比现代使用的化肥，粪肥对农作物不良影响很小，所以自古耕种田地必用粪肥，它包含人粪、鸡粪、猪粪、牛粪等等。
甄乾还知道一种方法，就是挖个大池子，把各种动物粪便连同一些秸杆、菜根等都扔进一个巨大的粪坑里，加入尿液、水等然后盖起来发酵，这类似于沼气池发酵，虽然发酵慢，但有机质消耗较少，渣肥和沼液都有很高的肥力，特别是沼液甚至还能充当杀虫剂使用。
这种方法都是极好的粪肥加工方法，能让粪肥转化效率更高，亩产量可以再翻倍。
后世的人一说到粪便的时候可能一脸嫌弃，但在以前农民心中那可是不可多得的宝贝。
著名的马嘎尔尼使团的成员斯丹东爵士在其所撰的访华见闻录中写道：“中国人非常注意积肥。大批无力做其他劳动的老人、妇女和小孩，身后背一个筐，手里拿一个木耙，到街上、公路上和河岸两边，到处寻找可以做肥料的垃圾废物。……在中国农民家庭中，任何老弱残废的人都有用处，他们干不了别的劳动，但他们能积肥弄肥”；“除了家禽粪而外，中国人最重视人的尿粪…。中国人耙这种粪便积起来，里面搀进坚硬壤土做成块，在太阳下晒干。这种粪块可以作为商品卖给农民”；同时，农民“在田地里或公路道边安放一些大缸，埋在地里，供来往行人大小便。在村庄附近或公路旁边有时搭一个厕所，里面安放粪缸。在缸里面随时把一些稻草放在上层，借以阻止蒸发消耗”（见《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有记载，粪便的收集始于南宋时期，在此之前，城市里也有专人收集粪便，但那都是官府为了清洁城市环境，和粪肥的利用无关。
故徐光启说：“田附廓多肥饶，以粪多故。村落中民居稠密处亦然”（见《农政全书》）。
南宋时，杭州就已有专人收集和运送城市人粪。吴自牧说杭州“户口繁伙，街巷小民之家，多无坑厕，只用马桶，每日自有出粪人瀽去，谓之‘倾脚头’。各有主顾，不敢侵夺。或有侵夺，粪主必与之争，甚者经府大讼，胜而后己”。
甄乾可没有跑到县城里去收集粪肥，而是在仙台村养殖了大量的牲畜，猪羊鸡鸭的粪便收集起来作为粪肥的原料，养大的猪羊鸡鸭拿到县城里卖，赚来的钱再收购粮食，产生良性循环。
由于大量的采用粪肥，仙台村的亩产达到了四石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