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在德宗和康、梁等人看来，慈禧的作为，就是反对、破坏改革！甚至，将危及德宗本人的位置！——“反对、破坏改革”也罢了，“危及德宗本人的位置”，怎么可能？！就如当年两宫皇太虽然撤销了穆宗罢黜十重臣的决定，但绝不可能因此而废黜穆宗啊！
这些关卓凡看来十分荒唐的念头，在德宗和康、梁等人的脑袋里，愈来愈逼真，愈来愈严重，终于，铤而走险，密诏袁世凯，围颐和园，杀荣禄，囚慈禧。
在关卓凡看来，慈禧发动政变，囚德宗，杀六君子，其曲根本不在她——我靠，你把刀子都架到我的脖子上来了，还不许我反抗？天底下有这个道理？！
根本就是德宗和康、梁等人自己作死！
可是，政变的副作用是极其巨大的，慈禧为求自保，不能不暂时倒向守旧派，一时之间，守旧派势焰熏天，倒行逆施，终于引发了不可收拾的庚子之祸。
倒向守旧派虽是不得已，但是，无论怎么同守旧派虚与委蛇，慈禧也不可以同意把义和拳放了出来，更不可以向万国宣战，这是她一生最大的昏招，是她犯下的最大的过失，这个地，就没有法子洗了。
慈禧少年时基本没有接受过像样的教育，十七岁选秀入宫，自此再不能同外面的世界有直接的接触，她再聪明，天分再高，见识和眼光，也必然是有限的，到了晚年，终于彻彻底底的昏了一回头。
不过，慈禧没有一直昏下去，她很快便清醒过来。
慈禧虽然囚禁了德宗，杀掉了六君子，但回銮之后，她推行的政策，如前所述，还是戊戌变法的那一套，而且，不论深度，还是广度，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另外，庚子之变，在给国家带来巨大灾难的同时，也意外的带来了一个积极的作用——这场大变中，极端守旧派和支持他们的亲贵，被清洗殆尽。于是，慈禧推行上述政策之时，阻力因之大减。
这——仔细想一想，也是很讽刺的。
到底该怎么评价慈禧一生之功过呢？
慈禧确实没能叫中国脱胎换骨，可是，关卓凡以为，如果不是穿越者，谁也没有这个能力——三千年的积弊，绝不可能在短短三十年中，便被彻底清除。中国太大了，惯性太大了，这艘巨轮的掉头，还需要更长的、几倍于三十年的时间。
但是，慈禧做了她能做的、该做的——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在史无前例的大冲击中，维持了国土的基本完整和政治的基本独立，为中国日后的崛起，保留了最基本、最重要的本钱。
功过是非，大致如是吧。
至于骂骂咧咧“丧权辱国”什么的，关卓凡认为，“丧权辱国”是事实，但如果一味纠结于这四个字，不及其余，就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了——落后就要挨打，挨打就要“丧权辱国”，换了谁都一样，慈禧如是，慈悲亦如是，没有区别！只有你终于变得强壮了，别人揍不了你了，你才不会“丧权辱国”——要做到这一点，如前所述，需要更长的、几倍于三十年的时间。
慈禧的巨大影响力，延及身后——关卓凡的意思是，如果慈禧晚死几年，中国的政治，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呢？
历史很难“如果”，不过，“如果慈禧晚死几年”，有两点是肯定的：
一，满汉的平衡，一定不会被载沣、载泽、载涛等一班少不更事的亲贵彻底打破。
二，一定没有人要杀袁世凯，因此，袁世凯就一定不能起二心。
汉族士绅对清政府的抛弃，是清帝逊位的第一原因。彼时孱弱的革命党，单凭自己的力量，是推翻不了清朝的。而且，揆诸于史，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更先进、更强大的政治力量出现之前，革命党们都不会具备这种能力。
最后，说一说关于慈禧的三个谬种流传的谣言。
一，挪用北洋海军军费修颐和园。
所谓“挪用海军军费”，是醇王以“皇帝奉皇太后陛临昆明湖阅看水师操演”的名义，向各省督抚“募捐”。这个钱，确实是用于修建颐和园的，但是，这个钱，和朝廷定制拨给北洋海军的军费，没有一两银子的关系。醇王不“募捐”，这个钱留在各省督抚手上，到不了北洋海军账上；醇王“募捐”了，朝廷定制下拨北洋海军的军费，也没少一两银子。
事实上，颐和园昆明湖的那支奇葩“水师”，是醇王另外折腾出来“八旗水师”，和北洋海军，本来就不是一码事儿。
二，宁赠友邦，不与家奴。
这句话不是慈禧说的，事实上，根本没有人说过这句话。
这句话的出处，是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刚毅曾对人言：“我家之产业，宁可赠之于朋友，而不必畀诸家奴。”
即便梁启超说的是真的，刚毅所说的“朋友”，也绝不是指的“友邦”。刚毅是什么人？那是晚清最保守、最排外的一位货色，恨不得全中国一个洋人也没有，恨不得全天下的洋人都死绝了，他会将“我家之产业”，赠之于“友邦”？！
刚毅的“朋友”，就是“朋友”，没有什么外延的含义，最多理解成和自己志同道合的“正人贞士”，即保守派、卫道士。
三，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这句话出自庚子之变，两宫“西狩”，奕劻、李鸿章和侵华八国往来折冲之时的一道上谕。既出自上谕，某种意义上，可以把这句话的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