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这个人，是中国近代史上极富争议的一个人物，在关卓凡的感受来说，也很复杂。
与许多人印象中的“卖国贼”不同，关卓凡一直认为，李鸿章其实不怕洋人。这个“不怕”，不是说他莽撞无理，动辄寻衅，而是说在心理上，他对洋人从未有过畏缩和自卑，这在有清一代，特别是晚清时期，是一项极为难得的品格。这一点，从他与阿礼国的交涉之中，就能够看出来。他后期办外交，无论是对英法，还是对俄日，也都算得上是堂堂正正，从未像其他人那样奴颜婢膝。
至于经他手所签署的一项项丧权辱国的条约，那就不是个人之力能够抗拒的，算是身在其位，不得不替整个朝廷来背这些“黑锅”。朝中的清流，固然可以对他口诛笔伐，然而其情其势之下，以中国之大，换了任何一个人去，恐怕也难有更好的结果，难道只凭着一帮书生，口若悬河，下笔万言，就能说得洋鬼子痛哭流涕，洗心革面，把抢到手的利益交了出来？
必定不能。
然而李鸿章亦有他洗不脱的罪过——私心太重！刘郇膏指他是个功名之士的底子，也正是这个意思。
作为一个读书人，“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情怀，他是有的，可若说“后天下之乐而乐”，那就不肯了。论到办洋务，推进中国的近代化进程，李鸿章自然是标志性的人物，但也正是因为私德不检，在他过世的时候，李氏家族的财产，居然达到了四千万两白银之巨，那还有什么话说？
况且主官如此，又如何约束手下的那个庞大的利益集团？自然更是上下其手，层层分肥！国家用十两银子，却只能办成一两银子的事。而就连这一两银子办出来的事，往往也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一遇风吹雨打，不免烟消云散，最终的结果，变成连一两银子都没有。
关卓凡心想。在这一点上，李鸿章不要说与范仲淹相比。就连比起他的老师曾国藩，相去亦不可以道里计——至少曾国藩的清廉，有口皆碑，嫁女儿的时候，压箱底的嫁妆银子，就只有二百两，连曾国荃都死活不肯相信，非要亲手打开箱子来看，结果目瞪口呆。
因此。关卓凡在心底，对曾国藩还是保有一份尊重的，至于李鸿章……
这个人，如果有人能够控驭，则用之一方，不失为一名干才。若是如脱缰野马，任由奔驰。甚至是独掌全盘，则最终必定坏事。
现在杨坊任上海道一事，已经尘埃落定，杨坊亦已经开始坐衙办差。除了城西那个虚有其表的巡抚衙门，李鸿章想插手上海的事情，已经很为难了。
而苏州杀降这件事。虽说朝野之中都有不小的非议，但他李鸿章有曾国藩罩着，是迟早可以摆得平的。可是各国领事的这一关，就没有那么容易过得去，他以后再想跟洋人打交道，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诚然，洋人现在表现出来的。不过是一时的义愤。出于利益的考量，他们终究还是要跟中国打交道的，只是这一回，他们有了别的人可以选择。
中国的洋务，以后未见得非要李鸿章来办。
我关卓凡也是可以办的。
而且既然已经心机百变，费时费力走到了这一步，眼光就不肯只放在一个上海上面了——苏松太常镇，天下膏腴之地也，为什么不可以想想？
关卓凡将手中那方乌木镇纸，轻轻拍在案子上。
迟早要把他挤出江苏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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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在跟戈登较劲，驻扎在新阳的戈登，也在跟李鸿章较着劲。
按李鸿章的想法，一支军队，毕竟是要打仗的，否则也就没有了存在的价值。而且四千人的部队，每月的军饷不是一笔小数目，戈登拒绝了自己拨去的饷银，单靠一时的激愤，又能支撑多久？
他的想法，不能说错，然而没有想到的是，戈登有了更激烈的行动。作为常胜军“会带”的吴煦，从新阳赶到了苏州，向李鸿章报告，戈登已经宣布，常胜军解散！
看着李鸿章惊愕不已的样子，吴煦亦是痛心疾首，然而在心里面，那份快意却难以言表。
李鸿章和关卓凡，都是谋夺他上海道的人，然而在吴煦的心里，情形大不相同。关卓凡的手段是和风细雨，李鸿章的手段则狠辣无情，因此相比较起来，自然是把李鸿章恨进了骨子里去。在这样一个巡抚手下做事，实在是难以安于其位，所以吴煦早已心灰意懒，渐蒙去意，连那个三品皋司都不想要了。
可是离去之前，居然被他找到了一个机会，小小地报复一下李鸿章。这个机会，就是由苏州杀降引发的常胜军之变。
其实李鸿章的判断本不算错，对于身在常胜军的这些外国军官来说，一是要有仗打，这样才有存在的价值，二是要有饷发，这样才可以活得下去。因此如果再僵持一段时间，未必没有达成妥协的可能。
然而现在多了一个吴煦，就不大一样了。他本身就能够说流利的英语，而且在租界跟洋人打交道这么多年，对于洋人的心理，实在是揣摩得透透，很快就取得了这帮军官的信任。何况他作为常胜军的“会带”，说话本来就具有一定的权威。
吴煦采用的办法，是明里劝着他们与李巡抚言归于好，但说出来的，无一不是在劝他们“认输服软”、“荣誉不重要”、“忍一忍算了”、“杀几个俘虏没什么”这样的话，反而愈发激起了这些人的敌忾之心，表示永远不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