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不臣之心”是一定没有的,不仅彭玉麟自己问心无愧,连曾国藩他也可以打包票的。△,问题是,“处心积虑,使这支水师成军之后,脱离朝廷监管,不受朝廷节制”,却不是子虚乌有的事儿,这个,彭玉麟可就没法子“问心无愧”了。
只是,他和曾国藩,在这个事情上,有颇不得已的苦衷。
“王爷的责备,玉麟不敢不领,只是……”
彭玉麟微微踌躇,他晓得,接下来的话,出入之间,干系极其重大,一个字都不能说错的。
他正在斟酌字词,关卓凡已摆了摆手,说道:“雪翁,‘责备’二字壁还——我是一点儿这个意思都没有的!彼一时,此一时,彼时竭尽心血,完备制度,哪里想得到此时局面之变化?”
这几句话听在耳中,彭玉麟心头一热,说道:“谢王爷体恤!不过……”
他又一次微微踌躇,关卓凡又一次抢了话头:“不过,我知道,你和曾湘乡,都有不得已的苦衷!”
彭玉麟目光一跳。
关卓凡缓缓说道:“湘军水师,百战功高,顶戴花翎,俯拾皆是,多少人都保到了红顶子?可是,合适的缺分,却是僧多粥少!仗打完了,能够补上实缺的,就那么几个!人都是要吃饭的,这班血水里滚出来的老兄弟,不能不给他们一条出路!不然,空顶着一个虚衔,衣食无着,落魄江湖。咱们在上边的人。固然心下不安。时间长了,他们也必生怨望,滋生事端!”
这一段话,真正叫“切中肯綮”。
长江水师,脱胎于湘军水师。而长江水师之设,最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安置湘军水师的“有功员弁”。
湘军和太平军的战斗,基本上都发生在长江流域。长江成为双方彼此攻伐的最重要的战略通道,谁能控制长江水道,谁就能取得战略优势,并最终获得战争的胜利。在某种意义上,在湘军和太平军的战争中,水师比陆师更加重要。
负责组建、管领水师的彭玉麟,一直在曾国藩麾下作战,却最终和曾国藩齐名,原因就在这里。
在这个大背景下,湘军水师迅速成长壮大起来。当时。整个长江水道,由西到东。由南至北,官军战船,无不悬挂湘军旗帜。
这个情况,终于引起了某些满洲亲贵的不安。官文就曾上折,建议朝廷,在绿营的编制底下,设立经略长江水道的“水师专营”,以替代湘军水师。
这自然是行不通的。绿营如果堪用,哪里会出来“湘军”这样东东?
官文没有想到的是,他的奏折,不但让曾国藩警惕起来:必须未雨绸缪了;同时,也给了曾国藩对应的灵感。
不久之后,曾国藩奏请设立“长江水师”。表面上,他好像在附和官文的建议,内里却刚好相反:官文是想另行组建一支水师来取代湘军水师,曾国藩却声称“利器不宜浪抛,劲旅不宜裁撤”,新组建的长江水师,应以湘军水师为班底。
其实就是湘军水师换块牌子罢了。
新组建的“长江水师”,是朝廷的“经制”部队,就是说,打完了仗,也不必裁撤的。
这样,战争结束后,湘军水师的“有功员弁”就有地方安置了。
为了保证这个目的之达成,曾国藩、彭玉麟拟的长江水师将弁任用制度,近乎荒唐:长江水师的副将、参将、游击出缺,其中七成,要从长江水师将弁中题补,剩余三成,才由兵部选派。都司以下出缺,则全部由长江水师提督从长江水师人员中遴选。
前文提到,长江水师提督独立于沿江各省督抚,并和“本境督抚”一起,对长江水师各职官实施“双重领导”——这样,名义上就对朝廷有了交代:长江水师还是朝廷的“经制之师”嘛。可是,实际操作上,“本境督抚”的“领导”是虚的,只有长江水师提督的“领导”是实打实的。
这其实也出于曾国藩、彭玉麟的精心设计,以保证长江水师的独立性,使外来之人,无法进入长江水师,分薄湘军的缺分。
就是说,基本上,曾国藩、彭玉麟把长江水师搞成了湘军的“独立王国”,针插不进,水泼不入。
不过,这个“独立王国”,却是合法的。因为,所有的定规、制度、章程,都经过了“御准”。
总之,彼时的曾国藩,一言九鼎,说啥是啥,两宫皇太后和诸位枢府大佬,心里边再怎么有想法,明面上也不会驳的。
洪杨平定之后,湘军做大比例裁撤必不可免,其他什么因素都不考虑,单单从经济上来说,农业社会的生产力,不可能长时间按战争时期的标准供养庞大的军队。陆师的裁撤,曾国藩十分大方,到如今大约只剩不足五分之一了;可是这支长江水师,从头到尾,毛都没有动过一根。
轩轾轻重,可以想见。
这支长江水师,曾国藩、彭玉麟都是要一力维护的,只是具体的方式大不一样:
曾国藩自奉甚简,对下属却是极厚,兼之功成之后,冲退谦抑,持盈保泰,愈来愈不喜多事,黄翼升又是他的“私人”,所以,对长江水师的种种弊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装作啥都没有看见。
彭玉麟的性格,刚直清介,却不能容忍黄翼升之流肆意败坏自己手创的劲旅。且他认为,黄翼升等人这么瞎搞,实是售人话柄,自毁长城,若不予以彻底整顿,外界的压力会愈来愈大,迟早压垮这支自己费了无数心血的水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