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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秋华在广告公司做文案。公司前身是演艺公司,九十年代专业组织了“天王”,“天后”,“影帝”,“影后“,“歌王”,“歌后”,“小天王”等内地,香港,台湾的明星,在天河体育中心举办大型演唱会,除了门票收益,还有场地广告收入。二千年后,演唱会式微,商业广告突起,公司转轨,主营电视广告,兼营户外栏板广告,每拿到一份广告业务,先确实主题方向,投播人群,再市场预测,受众调查,后图文设计,拍摄成片,推广策划。

袁秋华做文案,承担图文设计那一项,第一步写文画图,出小样,送审,第二步批后又改,改了再编,出大样,送审,第三步批了又修,修了再校,定版,出图文册。写与画都不难,难在反复送审,反复修改,反复出样,从初稿到定稿,反复折腾十天半个月。公司准点下班,她将资料带回家,几乎每天都要加班到晚上十点左右,催得急还会通宵达旦,但工资是一个月三千。乡邻听闻都觉得她命好,能在大城市找份工资这么高的工作,却不知道她有多辛苦。大城市对有雄心抱负的人来说,是追逐梦想的地方,薪资虽然比二三线城市高,可压力也大,房子,生活,交通都需要一笔较高的金钱才能维持。

公司是省文联下属的一级事业单位,规模和平台都不错,在行业内属于领先地位。老总是副处长,各科室领导也有职有编,属于体制内端铁碗的公职人员。员工分三类,上头精减下来,混时间等退休,只领财政工资不干活,二是找关系钻进来,官二代当跳板,富二代来镀金,利用后台资源拉广告,拿业务提成却干不了文艺活,三是向社会招聘来的文艺游散人士,专干文艺活,先试用半年,再一年签订一次劳动合同。

第三类不算公司的固定人员,算临时工。公司还有大量的兼职人员,文艺院校的老师与学生,比如摄影,模特,美工等,不签合同,没福利,干活只拿辛苦费。虽说兼职,却专业,是主力,从事此类后期工作的合同工,只是备用的替补,在他们忙不过来时,才仓促上阵。蓝新颜是中山大学的老师,方案,绘画和摄影皆达一流水平,长期和公司保持兼职关系,经常让袁秋华代其领活,交活,和公司打交道多了,老总自然认识她。袁秋华离开工作室,老总就介绍她到公司当合同工。

大公司能够做大,是因为前人已经付出了辛苦努力,让公司在很多方面得到完善,包括工作流程,组织构架,公司文化和管理机制等。进入大公司,相当于一下子站在了前人的肩膀上。手上天天接触的东西,做出来的东西,水平都是一流的,拿出去很有可能就具备了行业领先水平,这是很多小公司无法具备的高度。在这样的大公司里,丰富的学习资源遍地都是,只需要随时向身边的同事和公司过去积累的经验学习,在工作过程中边做边学就可以了。而这种机会,是在大多数小公司里接触不到的。大公司的人员更多,恰好能够提供一个多元化的人际网络,有助于最大限度地从周围人身上吸取宇宙能量,对于职业眼界的提升是非常有必要的。人际网络更多元化,所能发展的人脉也更宽广。更有甚者,很多从同一个大公司里离开的人,后来又成了创业伙伴,或合作伙伴,因此赢得了市场先机。

国企的通病,最典型的就是副业一波,闲人一波,干活一波,基本还处于大锅饭的状态。逆淘汰的国有体制,豢养了一批不下蛋的鸡。很多人就是不干活,就是占着体制内的坑,做着自己的生意。在公司停车场就能看见一种怪象,一过年大部分员工都换车了,正所谓“企业经营越来越差,员工生活越来越好”,当然,不排除部分员工家境比较殷实。

真正做事的,大多都是入职三五年的这波年轻人,招聘门槛规格高,都是名牌大学,甚至海外知名院校的本科,硕士甚至博士。说实话,这种企业里,部门领导能叫得动的,能把事情做清楚的,也就这波人了。其他人,闲人,秉承着多做多错的原则,我摆烂,我没能力。领导你要我做,可以,我也做,但做出什么效果,就呵呵了。

领导就又找到干活军团说,你就顺带发扬下能者多劳的精神,把闲人的工作量解决了吧。ok,没问题啊。但是干了这么多活,能不能多给点钱。恭喜你,干活有你的一份,分钱提薪就不要想了。甭管是否公平,莫提平等竞争,也别问为什么,因为人家有编,国家让企业养他们的老,你们没编,干活养自己,不肯多干活就会吃苦,外加吃亏。人总要生活在现实中,不是吗?即便你很有能力,很有才华,这都只是最基本的条件,你得碰上一个赏识你的领导,还得在他有限的任期内,把你扶上马才行。人家稳妥了,有底气跟领导拍桌子,你敢吗?除非你不想干了。你不干,这活,外边排队等着干。你不在这干了,去别的公司就要重头再来,这几年的苦白吃了,划不来嘛。欺软怕硬,社会现实历来就是这样,想一想,领导真心话,说得好,有道理,于是干活军团也再死拼几年,把老的熬退了,能晋升是最好,不能晋升那就当老功臣,反正也就辛苦这几年。

其实,对于干活军团里的大多数知识型员工来说,这个工作是他的第一份工作,获得成就感和满足感,可能是他留下来的第一要义,公司让我付出,让我加班,这都没问题,工资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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