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秋华在广告公司做文案。公司前身是演艺公司，九十年代专业组织了“天王”，“天后”，“影帝”，“影后“，“歌王”，“歌后”，“小天王”等内地，香港，台湾的明星，在天河体育中心举办大型演唱会，除了门票收益，还有场地广告收入。二千年后，演唱会式微，商业广告突起，公司转轨，主营电视广告，兼营户外栏板广告，每拿到一份广告业务，先确实主题方向，投播人群，再市场预测，受众调查，后图文设计，拍摄成片，推广策划。
袁秋华做文案，承担图文设计那一项，第一步写文画图，出小样，送审，第二步批后又改，改了再编，出大样，送审，第三步批了又修，修了再校，定版，出图文册。写与画都不难，难在反复送审，反复修改，反复出样，从初稿到定稿，反复折腾十天半个月。公司准点下班，她将资料带回家，几乎每天都要加班到晚上十点左右，催得急还会通宵达旦，但工资是一个月三千。乡邻听闻都觉得她命好，能在大城市找份工资这么高的工作，却不知道她有多辛苦。大城市对有雄心抱负的人来说，是追逐梦想的地方，薪资虽然比二三线城市高，可压力也大，房子，生活，交通都需要一笔较高的金钱才能维持。
公司是省文联下属的一级事业单位，规模和平台都不错，在行业内属于领先地位。老总是副处长，各科室领导也有职有编，属于体制内端铁碗的公职人员。员工分三类，上头精减下来，混时间等退休，只领财政工资不干活，二是找关系钻进来，官二代当跳板，富二代来镀金，利用后台资源拉广告，拿业务提成却干不了文艺活，三是向社会招聘来的文艺游散人士，专干文艺活，先试用半年，再一年签订一次劳动合同。
第三类不算公司的固定人员，算临时工。公司还有大量的兼职人员，文艺院校的老师与学生，比如摄影，模特，美工等，不签合同，没福利，干活只拿辛苦费。虽说兼职，却专业，是主力，从事此类后期工作的合同工，只是备用的替补，在他们忙不过来时，才仓促上阵。蓝新颜是中山大学的老师，方案，绘画和摄影皆达一流水平，长期和公司保持兼职关系，经常让袁秋华代其领活，交活，和公司打交道多了，老总自然认识她。袁秋华离开工作室，老总就介绍她到公司当合同工。
大公司能够做大，是因为前人已经付出了辛苦努力，让公司在很多方面得到完善，包括工作流程，组织构架，公司文化和管理机制等。进入大公司，相当于一下子站在了前人的肩膀上。手上天天接触的东西，做出来的东西，水平都是一流的，拿出去很有可能就具备了行业领先水平，这是很多小公司无法具备的高度。在这样的大公司里，丰富的学习资源遍地都是，只需要随时向身边的同事和公司过去积累的经验学习，在工作过程中边做边学就可以了。而这种机会，是在大多数小公司里接触不到的。大公司的人员更多，恰好能够提供一个多元化的人际网络，有助于最大限度地从周围人身上吸取宇宙能量，对于职业眼界的提升是非常有必要的。人际网络更多元化，所能发展的人脉也更宽广。更有甚者，很多从同一个大公司里离开的人，后来又成了创业伙伴，或合作伙伴，因此赢得了市场先机。
国企的通病，最典型的就是副业一波，闲人一波，干活一波，基本还处于大锅饭的状态。逆淘汰的国有体制，豢养了一批不下蛋的鸡。很多人就是不干活，就是占着体制内的坑，做着自己的生意。在公司停车场就能看见一种怪象，一过年大部分员工都换车了，正所谓“企业经营越来越差，员工生活越来越好”，当然，不排除部分员工家境比较殷实。
真正做事的，大多都是入职三五年的这波年轻人，招聘门槛规格高，都是名牌大学，甚至海外知名院校的本科，硕士甚至博士。说实话，这种企业里，部门领导能叫得动的，能把事情做清楚的，也就这波人了。其他人，闲人，秉承着多做多错的原则，我摆烂，我没能力。领导你要我做，可以，我也做，但做出什么效果，就呵呵了。
领导就又找到干活军团说，你就顺带发扬下能者多劳的精神，把闲人的工作量解决了吧。ok，没问题啊。但是干了这么多活，能不能多给点钱。恭喜你，干活有你的一份，分钱提薪就不要想了。甭管是否公平，莫提平等竞争，也别问为什么，因为人家有编，国家让企业养他们的老，你们没编，干活养自己，不肯多干活就会吃苦，外加吃亏。人总要生活在现实中，不是吗？即便你很有能力，很有才华，这都只是最基本的条件，你得碰上一个赏识你的领导，还得在他有限的任期内，把你扶上马才行。人家稳妥了，有底气跟领导拍桌子，你敢吗？除非你不想干了。你不干，这活，外边排队等着干。你不在这干了，去别的公司就要重头再来，这几年的苦白吃了，划不来嘛。欺软怕硬，社会现实历来就是这样，想一想，领导真心话，说得好，有道理，于是干活军团也再死拼几年，把老的熬退了，能晋升是最好，不能晋升那就当老功臣，反正也就辛苦这几年。
其实，对于干活军团里的大多数知识型员工来说，这个工作是他的第一份工作，获得成就感和满足感，可能是他留下来的第一要义，公司让我付出，让我加班，这都没问题，工资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