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三十岁。
照例，每年的生日，写一篇随笔。而立之年，该写点什么，到今天上午，也还没什么概念，不是无话可写，实在是可写的太多了。不久之前我跟人说，人在十岁的时候看自己，你是十岁时的自己，二十岁的时候看自己，你是二十岁的自己，到了三十再看自己，你会发现，十岁的自己、二十岁的自己加上三十岁的自己，都站在一起了。他们留下那样多的痕迹，分也分不开。
那么，我就有三十年的事情可以写了。
往日里我想尽量写点轻松的，又或者是务实的，不难理解的，但后来想想，今天的开端，写点形而上、假大空的吧。
说三个概念，合并起来，或许便是大部分的我，期间有些古怪的、中二的东西，若看下去，会理解其原因。
其一：
2014年年底，我院参加了两个月的学习，其中有一节课，是由北大的戴锦华教授过来讲课，期间戴锦华教授提到一个概念，她说，在文字的源起过程里，中国的文字，是表意的，欧洲的文字，是表声的。这是两者的差异。
戴锦华老师在北大研究的并非语言，她研究的是电影、大众传媒等方向，提到这个概念，应该是因为内容稍稍触及，随意说过去而已。对这个概念我在从前也有听说，讲课结束之后，照例有个提问时间，我初到鲁院，举手提问，问题大概是：文字存在的基本意义，是传递思维，即将脑子里无形的思绪具现化，传递给他人，使他人得以接收，在《三体》和很多科幻作品里，也曾描述过类似蚂蚁家族那样的整个族群由一个母体统治的族群，并且认为那是生物进化到高点的一个途径，我们的文字，直接以图形表达意思，而西方文字，先将意思化为音节，再用图标表达基本音节，进入脑子以后，通过一套约定俗成的方法做译解，这样是不是多经历了一道工序。这两种发展的分歧，有没有什么客观因素，和发展的必然性。
这个问题是问得有些乱来了，因为与戴锦华教授的课程内容无关，只是在边角料上挑了一个话题来做引申，戴锦华教授当时还愣了一下，然后说：这可能没什么必然性。
我问：可能只是意外导致的差别？
她说：嗯。
关于这个问题，后来我有很多的想法，但在这里并不讨论，我之所以说出这件事情，是因为，这个问题看似随意，但对我来说，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我随时随地都在脑子里转。
语言文字对我来说，最具魅力的一项，为思维的传递。
我三十岁，没有读大学，写网络小说，至今也算不上真正的被社会所肯定了——当然，我去鲁院学习过，参加过几个不大不小的会议，我没有入作协，我的成绩，也只在小范围内有传，我也只是一个不上不下的网络小说作者，但如果你一本正经地问我：“你做的事情到底是什么？”我可能会回答：“我做传递，思维的传递。”
《圣经。旧约。创世纪》里有一个神话，我一直很喜欢，在古代，因为人类没有语言分隔，无比强大，同心协力，他们一同建造了巴别塔，试图夺取神的权威，神没有毁灭他们，只是让他们所有人开始讲不同的语言，然后人类陷入互相的猜忌和战争中，再也没有能够团结起来，巴别塔因此倒塌。
这真是无比简单又无比深刻的哲理，人类的一切分歧和问题，几乎都来自于彼此思维的不透明。我在二十七岁的随笔里写过野猪和道德的关系，在利益、道德、欺骗这个三角上，欺骗来源于此，由此也诞生了丰富多彩的人类世界，所有的喜剧和悲剧，所有的规则和现状。
语言文字是补完人类的最重要途径，它用于传递他人的想法、意图，承载他人的智慧，无论是对科学规律的认知还是对人生的感悟，我们都可以通过文字进行积累，传递给后人，让他们迅速地成长，而未必需要一件件的去经历一遍，由此，当他们经历同样的挑战，也许会做出更好的选择，拥有更好的人生。
人类社会，因此获得进化。
从我在二十岁出头的时候第一次在村上春树的书里接触到“文字具有极限，不可能表达全部的思维”这个概念后，几乎像是豁然开朗，此后十年——大约不到十年——我孜孜不倦去思考的，便是如何将思维转化为尽量准确的文字，我丢掉华丽的连我自己都不明白的那些不必要的笔调，留下简单的枝条，再将叶片变得繁盛，再进行修剪，如此一次次的轮回。到如今，在我继续修剪这种笔调的现在，我三十岁了。
有人觉得我的文笔不错，有人则不然。当然各有其理由。
其二：
说说我的性格。就我本身而言，我存在极大的性格缺陷。
这样的性格缺陷，源于在接受教育时，经历了错误的顺序、进行了错误的构架。启蒙的时候，爷爷教给我的，是非常正确正直的思维方式，后来我读鲁迅，念书的时候，我在作文上模仿鲁迅的我思想也不好，我很疑惑地想，我在抨击坏事，为什么思想不好的反而是我呢？想通之后，这便是最初的分歧和格格不入——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的都经历了这些。
接下来我经历的是一个急速变革的年代，曾经有一个读者在书评上说，我见证过当初那个时代的余晖，确实，在我小的时候，我见证过那个变革尚不剧烈的时代的余晖，而后便是剧烈的变化，各种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