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南京沦陷后，在华中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和第6师团长谷寿夫指挥下，侵华日军于南京及附近地区进行长达6周的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大屠杀和□□、放火、抢劫等血腥暴行。在南京大屠杀中，大量平民及战俘被日军杀害，无数家庭支离破碎，南京大屠杀的遇难人数超过30万。
陆萍萍只记得是12月，却不知道是哪一天。另外有点印象的就是德国西门子的约翰·拉贝，约翰·马吉和国际红十字会。当即决定先和国际红十字会联系上，此时已是圣诞节前夕。
陆萍萍通过教授，几经辗转得到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华盛顿代表处的电话。她第一时间打通了这个电话。
“喂，您好。请问找谁？”
“您好，我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远东代表处约翰·马吉的朋友。你们能否联系上他？”
“恐怕帮不上您的忙，各国代表处代表由总部委派，您得联系总部。”
“请告诉我总部的地址，谢谢。”
陆萍萍记下总部的地址，当天拍了一份电报过去。
是的，这坑爹的年代没有手机，大西洋没有海底电话线，跨国最快的联系方式是电报，然而中间还隔着邮政部门，祈祷能在工作日送到红十字会总部。
陆萍萍觉得不能干等着，她得做点什么。
安置流浪儿花去两万多，儿童自助机构账上还有一万多美元，陆萍萍觉得有必要将机构更名。于是在第二周，儿童自助机构正式更名为莉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同时，她也收到了红十字会总部的回复。
电报非常简短，只有一个地址，但是陆萍萍立马认出来那是中国上海的地址。
南京城也许已经联系不上了，最近的上海成为了联络点。后来的电报回复证实了陆萍萍的想法。
得知马吉被困在南京安全区内，每次只有通过特殊渠道联系，工作人员艰难地往内输送食物。
陆萍萍当即决定，将一万多美元分做两部分，一部分捐给红十字会，专门用于救援南京城内的难民。
另一部分有其他作用。约翰·马吉用摄像机记录下了南京大屠杀日本人的暴行。并且在后来制作成了电影。陆萍萍决定等待机会，虽然她不知道自己能做到哪一步，但是她要将日本人的暴行在西方世界公布。
在等待的过程中，她也不想干等着，她给上海的联络点发了电报，希望他们能出一份南京大屠杀的证明，她要在美国为难民募集资金。
由于她之前的捐款，红十字会对她的信任度也比较高，给她发了一份内容详细的证明。
拿着证明的陆萍萍在思考，仅凭这样一个纸质的文件不足以取信大部分人，但是可以去找和她合作过，为她机构捐过款，对她十分信任的人们。这必然是个艰难的工作，发生遥远海外的屠杀，跟美国人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她只能指望人们的人道主义精神。
但是她不会放弃。
她从来没有像现在这刻这么清醒地认识到，她在参与历史，她所做的就是历史。
在陆萍萍全力以赴多方筹集资金的时候，国际人道主义者也冒着生命危险救援救济南京城的百姓。
约翰·拉贝是纳粹党党员。但是他在1937年日本兵进攻南京前夕，由北戴河赶回了南京。日本开始轰炸南京以后也没有离开，而是领导十几名由传教士，教授，医生，商人组成的国际委员会，在不到4平方公里的地方，建立了25个避难所，收纳了近30万中国人。他不惧危险，出入安全区募集药品和物资，大声呵斥闯入安全区的日本兵，命令他们怎么翻进围墙，就怎么翻出去。全力与日本军队高层斡旋，想阻止日本兵的暴行。对儿童十分关爱，避难的儿童常常收到他的礼物。
乔治·费奇是美国人，但出生于中国苏州，中文名字叫费吴生，他和马吉，拉贝不断冒着生命危险到安全区外面，带回微薄的物资，维持安全区内人民的生活。他曾经试图阻止对中国士兵和平民的枪杀，被日本兵殴打。途中又遇到日本兵□□妇女，他再次上前阻止，把妇女推进汽车，日本兵终究对他们汽车上插着的星条旗有所顾忌。沿途又解救许多妇女儿童，将她们都收容进安全区。
红十字会对伤员的救助时常会遭到日本兵的阻挠。马吉要随时跟随红十字会的汽车，不然日本兵就会将汽车抢走，将伤员推下车杀死。他居住的道胜堂为美国财产，日本人不敢胡作非为，因此成为中国妇女的避难所，拯救了许多前来求助的妇女。他常常利用职务之便，带着16的摄像机，冒着生命危险沿途拍下日本人的兽行。
1938年1月24日凌晨，南京城一片死寂。发往上海的日本军列准备出发。一位面色凝重的西方人出现在挤满了日本兵的火车站，他的大衣里秘密缝制着8盘16毫米胶片。
这个人就是乔治·费奇。
他将胶片成功带出了南京，一到上海，费奇立马联系了英国曼彻斯特导报的记者田伯烈，他们一起找到上海柯达公司，对这些资料进行紧张的编辑，加上英文说明，最终成为时长105分钟的纪录片《南京暴行纪实》。
2月25日，费奇乘坐德国“格奈森诺”号轮船，取道香港和夏威夷，于3月14日，到达美国西部的旧金山。
在这里，他见到了陆萍萍。
陆萍萍带着男仆，假借教授带她参加学术讨论的名义，骗过了柯林斯夫妇，独自前往旧金山。他们在费奇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