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不找，倒不会出事。当房下一群人赶到时，死鬼还没投水，可远远听到那么大的动静，见人来了，没了退路，就跳下了，以为会有人来救，可没人敢下……”徐文青忧悒地叹了一口气，“面子”杀了她。
后来他再婚，娶了一位有两个孩子的女人，家庭一下困难了。他干起了放钱取利的民间借贷生意，妻子外出经商，暑假时间长，他也会跑上一趟。
“我每个人只借800元，还得找个有头有面的人做保人。”他一次与王玄标谈起生意经。“钱这东西，借时欢喜，要时恼。债主与保人，都有责任，到时不还，随便找一个家具或家用电器就能抵债。”他满有掌控风险的经营策略。
既然当生意做就不讲情面，熟人也不例外，连江涵秋的父亲江南宇也收利息。有人指责他不智。“一个两个都不收，岂不坏了规矩，不管是哪个，一视同仁。没有话说。”
不是他无情，实在是没办法，就这样在别人的鄙视中，他将几个孩子都送进了大学。
老高因一直教高年级，而搏得雅号，真名只在工资表上出现。分工时，他要教五语，他说最擅长。被高初飞断然拒绝：“你有把握教得比程庸好么？”
“就一次好，有什么了不起的，要是年年好，那才是真的好。”老高颇不服气。
“你教了那么多年，拿一年最好的出来和程庸比一下，敢不敢？”高初飞敲着桌子，没好声气。
老高没话了。无形中又增添了程庸压力。是的，成绩属于过去，新的教学工作才刚刚开始。
老高工作已有三十多年，早过了知天命之年。人过于迂腐，经常做一些让人匪夷所思的事。
比喻洁净方面，讲究时一丝不苟，饭碗不放在食堂里，却放到自己房间内，倒扣在办公桌上。盛饭时用开水仔细地泡上一泡，名曰：消毒。依据是细菌在高温下会被烫死有利于健康。吃完饭后，一定要自己清洗拿走。惹得食堂内做饭的老大娘很纳闷：是不是自己清洗得不干净。既然“病从口入”，那么管好入口就可以了，把握一点不及其它极契合哲学上所讲的重点论，呵呵。
老高平时总穿一套洗得发白的蓝衣服，袖口和裤腿上带有职业标志的粉笔灰，一头灰白的头发，永远穿一双千层底的布鞋。
老高是县重点高中六十年代的高才生。他们那一届出人头地的人不少，据说读书时曾与他同桌的，现在当官了。真听他自豪地说过，没见他来往，更没求过什么事儿。这倒要归功于老高的骨气，有人也好奇问过，他会露出不屑的神气，想当年在班上，我的成绩比他好多了，只是……，没了下文。大概没有站得住脚的理由，不过让人能读出阿q：“当年我比你阔多了”意味。
老高是非常崇尚勤俭治家的，已达到了吝啬的程度。每月领了工资，只从中拿出很少的一部分，规定每天的用钱数，绝不能超支。每项开支绝对保证是必须的，是非用不可的，能省则省。每项开支都要上账，且做到日结月清。
上街买东西要货比三家，从街头走到街尾，锱铢必较，认钱不认人。其二儿媳娘家在街上开了一爿小店，本来这样的小店没有什么规模，全靠亲戚朋友们帮衬。可老高偏偏不到亲家小店去买东西，理由简单：不便讨价还价，有伤体面。
其实这也不能作为取笑老师的鲜活的材料。当年民办教师地位之低，工资微薄，是现代人无法想象的。程庸当民办教师的报酬是一年500斤稻谷，分上下两季领取。走运的划在本庄内，如果本庄内民办教师人数过多会划到其它的庄上。每到收获季节，往往在人们的冷眼下，分得不论好抑或坏的稻谷。而这点少得可怜的报酬，很大一部分是家中人赖以生存的口粮。
老高当时就是这样一位民办教师，要养活家中六个人，其中三个小孩。谁都不愿做这种吝啬的人，环境逼的。在如此艰苦的年代，是这些不计报酬的民办教师承担乡村教育，讲起来令人心酸。
节俭应该说是一种美德，与所谓的奸商斗智斗法，也无可厚非。可万事万物总有个度，过犹不及。接下来的一些事儿，就彻底暴露了其悭吝的劣根性。
一夜徐文青爽约，三缺一着实令王玄标、夏远贵等心痒难捱。
王玄标请梅小云找上老高，“小梅啊，大家怪无聊的，你去找老高，看他打不打牌？”
“不行的，他那小气巴巴的，会玩牌？还是找程庸吧。”梅小云提议。
“不行的，程庸在看书，不能把青年人带坏。”夏远贵立即叫停。
“你只说玩一下，不带半点彩头。有人玩就行。”王玄标央求道，他有一个习惯，早睡会睡不好，玩到深夜倒头就睡，也不想许多。
“好吧，我试试看，他不来就算了！”梅小云敲了敲老高房间门，“老高，老王和老夏想打牌，三缺一，你来不来？”
“来了，来了。事做完了，头脑发胀，打牌清醒下，换换脑。”老高打开房门，捧茶杯出来了。也不知老高那天那根神经兴奋，大概是平时纸上谈兵带来的胜利冲昏了头脑。
“打十方，不来钱！”王玄标太高兴了，怕牌局黄了。
可意想不到的老高居然主动要求来点小意思，还冒出了一句极调侃的话：“打牌不来钱，就像结婚不圆房。